西医东渐及其与中医的碰撞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年7月第30卷第7期总第384期

西医东渐及其与中医的碰撞

罗　曼①

摘要:在西医东渐过程中,中西两种医学的相遇及其关系涉及到社会、思想、文化因素。考察历史的过程中重点关注民国

时期的“废止中医案”,认为当前关于中医存废的争论是历史问题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中西医论争是外部因素推动的结果,而非根源于医疗实践。最终将中西医争论的问题引入到医学自身的进步上去。关键词:西医东渐,废止中医案,中西医论争中图分类号:R-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9)7-0060-04TheSpreadofWesternMedicineinChinaandCollisionbetweenWesternMedicineand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　LUOMan.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thespreadofWesternmedicineinChina,manyfactorscanimpactonthemeetingandthere2lationshipbetween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andWesternmedicine,suchasthesocial,ideological,andculturalfac2tors.Thispaperspeciallystudiestheproposaloftheabolition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whichcameintobeingintheRepublicofChinainthisprocess.Inthispaper,thedebateofthequestionabouttheretentionorabolitionofTradition2alChineseMedicineisconsideredthecontinuationofthehistoricalissue.Toalargeextent,thedebatebetween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andWesternmedicineisnotrootedinmedicalpractice,butdrivenbyexternalfactors.Theultimategoalofthisarticleisthatwishestotakethisdebateintotheprogressofitsownmedicine.

KeyWords:thespreadofWesternmedicineinChina,theproposaloftheabolition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hede2batebetween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andWesternmedicine

　　医学问题不是简单的科学问题,而是与人这个复杂的主体密切相关的文化问题,是与整个制度有关的社会问题。因此,西医东渐及其与中医的碰撞就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同时也是与社会相关的文化问题。本文将从西医东渐的历史谈起,分析这两种医学间的碰撞及其影响。1　早期的西医东渐及简要评述

具有近代意义的西方医学是在明末随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进入中国的。当时传入的主要是解剖学、生理学知识,如传教士邓玉涵草译、毕拱辰润饰的《泰西人身说概》,罗雅谷的《人身图

[1]427-463

说》与巴多明的《解体全录必得》。虽然早在他们之前以维萨里的七卷本《谈人体构造》为标志的现代解剖学已经诞生,但是传教士带来的解剖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解剖学,并且传入的医学与宗教也是无法截然分开的[1]431。

当时传教士关注到中医学与西方医学不同,如利玛窦批评中医学不发达,但肯定其疗效。同时代的中国士大夫也注意到了西方医学。如毕拱臣向汤若望询问关于西方医学之事,当时唯一以中文写成的西洋本草《本草补》就是在中国士大夫刘凝的

[1]462-463

说服下由石铎琭著成的。因此,此时的中西医之间只能说是处于最初的接触阶段。

这之后的中医学依然以它特有的步伐向前发展,对生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比如在病因学上吴又可提出“疠气”为病的创见;已开始认识到人的思维器官是脑而不是心;药学巨著《本草纲目》的问世;医学流派的繁荣显示着中医学向前发展的劲头,一直持续到18世纪温病学说的兴起。

这个时期的西医东渐还处于试探阶段,近代西方医学还在①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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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初期,它只是作为传教士传教的附带品,还未成为传教的

手段,当然也谈不上与中医相抗衡。但进入19世纪,随着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这种状况开始发生改变。2　19世纪至民国成立时的西医东渐及中医学的回应2.1　西来和缓———被接受与认同

西医学最终在中国立足并与中医学相抗衡经过了一个过程。到19世纪,西方世界的实力已经从武力上得到了显现,西医学也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特别表现在与中医学相较更有实力的外科学上。

最初来华的西医师均有另外一个最主要的身份:传教士。传教才是他们的唯一任务。正如传教士郭实腊曾经这样说过:“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

[2]

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这种信念也成为支撑传教士们不顾在中国的各种危险坚持传教的动力,他们坚定地相信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是上帝派遣他们来此最重要的任务。他们注意到如果能给中国人解除身体的痛苦,那么信奉上帝的人就会增加,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首先,西医学要被中国人接受,必须在某一个方面优于中医学,这个优势就是外科手术,这主要表现在白内障手术上。在当时的中国,因患白内障而失明的人很多,且一般来说这些盲人的处境非常艰难,因此这些拥有近代医学知识的传教士们就成了他们的救星。这些重新见到光明的病人及其家属就相对比较容易接受传教,这对传教士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也刺激着他们不遗余力地将当时正在发展中的西方医学技术及时带入中国,如外科手术需要的无菌技术、麻醉剂等,它们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成功率。传教士展现西医学的优势,这些技术自然不会被放过,如乙醚麻醉法在被发明的同年(1846年)就由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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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伯驾(PeterParker)传入中国[3]。

传教士医生不仅为下层民众治疗,也与当时的权贵结交,为他们治病。如伯驾曾经给林则徐治疗过疝,其他传教士医生与李鸿章、曾纪泽等官要交往甚秘,等等[4]。除这些医疗活动及其社会交往外,他们也培养中国本土的医生,最初主要由教会医院负责[5]482-484。包括早期给传教士医生当助手后来可以独立行医的中国人和从英美等国家留学归来的中国人。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传教,却也从客观上促进了西医学在中国的发展。随着西医学的自身进步带来的吸引力和中国本土西医生人数的增加,西医学在中国的影响也在扩大。

这说明作为一种医疗技术,西医学已经得到接受与认同,但还不足以说明它在中国的医疗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此时西医学还不是纯粹的医学科学的传入,它只涉及到那些能取信中国人的医疗技术方面。在西医取得绝对优势之前的几十年中,除外科手术外,传教士们大多会使用中药,甚至会采取中医诊断治病的方法。比如切脉,创建湖南湘雅医院的胡美起初就是模仿中医看病的方式给患者切脉,以取得他们的信任,不过随着观念的变化,到后来他为蒋介石看病时,就不用再模仿中医了。这算得上是中国医疗思潮变化的一个反映吧。

这个时期的活动为西医学在中国立足打下了基础,当时的社会变革又为其提供了一个契机。借着这个契机建立了现代医事制度,这才是西医学得以立足的保证。2.2　西医东渐成功的标志———现代医事制度的确立及其背景分析

中国现代医事制度是伴随着社会变革产生的。现代医事制度主要包括医疗保健制度,公共卫生与防疫,医学教育,出版研究,药学等,这些变化在清末就已开始。本土西医生教育起初由教会医院后来是教会大学负责,到了清末,开始自办医学校,如成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开设医学科,在1901年增设医学实业馆。医疗保健制度、公共卫生与防疫等也开始仿效西方施行。到1911年,更是随着共和政府的建立,现代医事制度也随之确立。虽不完善,却是按照现代医学的模式发展,这标志着西医东渐的成功。

但是这个现代医事制度在初建立时就排除了中医,表现是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定制新学制,将中医摒于教育系统之外。它没有完成从旧有的医事制度与现代医事制度的连接,也没有完成中医学与西医学在医疗活动自身内部的融合,就完全拥有了独立的现代医事制度的外壳。原因是现代医事制度的建立不是由医疗自身所推动形成,而是由时局所致。这是引起后来中西医论争的直接根源。

潘公展在《东方杂志》创刊二十周年(1924年)纪念号上谈到二十年前中国之三大变局,第一是鸦片战争,第二就是中日战争[6]。他强调的是在中日战争后导致的政治权力的丧失“自是,

中国积弱之势已成,国家之体面已失,列强分割中国之野心亦渐暴露矣。”洋务运动经过甲午战争之考验已然失败,日本明治维新之效果也经此一战得以显现。在这种形势下,有识之士已经感到了时局的紧迫,他们意识到单纯的造船火器之术并不是富国强民的根本办法,于是开始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一切在他们看来可以使国富民强的思想和方法。此时,与西方文化已经有了近百年的接触,最初的那种抵制感也亦消弭。以日本为榜样,他们希望通过变法图强。但维新变法的失败使他们认识到模仿明治维新的道路已经行不通,自然就要寻找另外的路子,即革命,于是在1911年,终结了清王朝的统治。现代医事制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事实上,从北洋政府国务院给为使中医纳入学系的请愿书的回复来看,北洋政府对于中医没有列入学系之事,持有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其批示为“:查中国医学肇自上古,传人代起,统系昭然,在学术上固已蔚为专科,即民生亦资其利赖。前次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医,良以岐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

[7]142

采。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此话应是不虚,医学问题并不是当时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来民国建立,便是模仿西式制度,西医学属于西式制度的一部分,本身有其一套现代化的制度,中医本不属于这个制度所有。因此,北洋政府此举也属当然,但却开始了之后中医的艰难生存之路。2.3　中医学对西医东渐的回应任何一种文化在面对异质文化时,在理论上会有三种态度:第一是完全排斥;第二是部分接受,只是多些少些的问题;第三是用异质文化来取代固有文化。通常以前两种态度居多,就历史发展来看,往往第一种态度在开始很强硬,却无法阻止这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排斥也是一种交流,最终的结果是融合。从19世纪西医的传播来看,大致是这个情况。就近代中医发展史来看,中西医接触是主流。至于具体怎样则依赖于各个医家的理解。

中医学在经过了18世纪温病学说的繁荣之后,开始了其缓慢的消化、发展进程。不能说19世纪的中医学没有进步,不过它与现代医学的进步相比,则相形见绌。但中医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在历史上的每个时期都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对其自身进行改造。如宋代局方的盛行,金元四大家的出现,明代医家辈出,明清之际的经方学说与伤寒学说的盛行,18世纪温病学说的繁荣,这些都是随着医疗实践的变化而丰富起来的中医学。随着19世纪西医学的传入,中医学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19世纪西医传入之后,有识的中医学家就开始了融通中西医的活动[5]115-126。在思想界也有人提出中西医汇通思想,这也是受到了当时的“经世致用”思想及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洋务派主要人物李鸿章被认为是近代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的第一人,在其为《万国药方》所作的序言中这样说“:是书专明用药方剂,亦如葛洪肘后、思邈千金之体以便循省。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7]61!即明确提出“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的观点。

洋务派另一主要人物郑观应曾经就中国的医事制度提出过改良的建议。他本人熟识中医学,自述“少习岐黄,足迹遍天下”

[8]25

(议遍考庸医以救生命论》)《,在其《论医道》中,倡引西医之医事制度对中国医生进行考核“:尝闻西医所论,病症纷繁……,西国有医院听人学习,剖验死人,医师指授,助以图书。先讲部位功用,次论病证,次究药性。分别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考试其能否,品第其高下。鄙见宜表奏朝廷,略仿《周礼》设立医官之

[8]155-156

遗意,敕令各直省都会,股户集资合建医院……。”其思想已经带有近代医学教育的因素在内,虽然教学内容是为中国传统医学之内容,却借鉴西医学之形式。

人们是主动地接触、比较、吸收西医学融入到中医学发展进程中,因此,中医学也可以说是处于自我革新之中。对于传统医学存在的问题,人们并不是没有看到,只是医事制度并不是急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内忧外患的压力,也不能使清政府对医事制度的发展有过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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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东渐及其与中医的碰撞———罗　曼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年7月第30卷第7期总第384期关注。在西医东渐百年之后,它之所以能在中国确立其地位,除了自身的医疗优势及其强劲的发展势头之外,还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为其提供了合适的土壤有关。由于社会的变革,使得中西医接触的方向发生了突变,也致使中医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有些措手不及。3　民国后西医与中医的碰撞3.1　被排除在现代医事制度之外———中医生存的危机

在现代医事制度建立的同时,就直接将中医学拒之门外,这是上文提到的第三种态度,以俞樾的弟子余云岫为代表,也可算是中西医第一次真正的碰撞,从一开始,西医就凭借行政的力量占据着优势,中医只是被动的争取生存的机会,进而争取能够融入到这个以西医为主体的现代医事制度里,直至现在。此时中西医之间的碰撞,其根本表现是在医学人才培养方面。在这个时期,中国本土已经储备了相当的西医学人才,也建立了相应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在新政府卫生部门担任职务的多是留学归来的西医生,他们大多留学日本,对当时的卫生政策有很大的影响“,中医政策”自然也受到日本的影响。下面就来分析日本对当时中国的影响。甲午战败后,有识的中国人感到亡国灭种的危机,他们急切地想了解被认为其文化源于中国的日本何以会如此强大。张星烺在《欧化东渐史》中有这样一段话“:甲午(西一八九四)战后,中国自知国力远逊日本。日本以前步趋中国。明治维新以后,模仿西洋。一举而为强国,自有其长,可作中国之镜鉴也……。日本固非西洋之国,但中国留学生所学者,皆日本人自西洋贩来之西学。此间接输入之欧化,较之直接自欧美输入者为尤要。一则留日人数众多;二则文字相近,驾轻就熟故也。清末革命之演成,几全为留东学生之功绩。今国中所用之新名辞,全自日本输入。每年出版书籍,多自日文翻译。三十年来,中国文体变迁,当导源于日本。大小工厂中技师,亦多留日毕业学生。法庭中判官,多位归自日本法政学生。中国每年所受精神上之刺激

[9]

与兴奋,悉来自日本。”

此可看作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看法。此书初版于1934年,距甲午战争不过四十年,可见甲午战败在中国人心理上的刺激之深,西化思潮通过日本对中国影响力之大。官派学生去日本留学始于1896年,即甲午战败后不久,也可见政府对日本维新成功之重视。出洋留学虽是学习专业,但大多数人抱着改造中国之心去的,因此学成归来时多会将所学付诸实施来改造中国。戊戌维新虽然失败,但其提出的新政在之后仍得以逐步实施。新政建制多是仿照欧美,而日本又为欧美制度之实验田,且得验其效,因此,这些建制可以说是多从日本转借而来。这自然会波及到医学上。在“废止中医案”中,中西论争双方的人物,许多均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如余云岫,他是“废止中医案”的发起者;丁福保,则是反对废止中医的中坚人物,却是介绍西医最有力之人,当时传入的日本医学译著全部为其所译[10]。从一些史实来看“,废止中医案”确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废除汉医的成功有关,最早提出“废止中医案”的汪企张就是根据日本取缔汉医的经验,并将其与中国相比较,给出在中国废止中医的三种方法[7]259。这是提出“废止中医案”的思想文化背景。

在医学人才培养上,上文已经说到,北洋政府定制新学制,将中医摒于教育系统之外。但当时民间也可以自由办医学培训学校。在清末时就已经有民间办的中医教育机构,从1904年～1910年间,主要有九家,分布在绍兴、上海、吴淞、山西、北京、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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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它们成为民国时期培养中医的中坚力量。其中以丁福保函

授新医学讲习所旗帜最鲜明,是向中医界介绍西医知识的,绍兴医学讲习社和中国医学会研究所实际上是中医讨论西医的学术团体[7]139。虽有这些民间学校担负起了中医教育的责任,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却没有将关系民生、在中国卫生行业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中医学教育列入国家教育系统之中,恐属不当,而且也使得这些民间学校的生存没有保障。这是中医所遭遇的第一次遗弃。

1925年中医界再次动员舆论请准中医入学系,中西医之争反映于上层。同年上海医师公会成立,废止中医之核心形成,于是中西对垒,从此论争无虚日,直至1927年政局变化,南京政府设卫生部,委协和院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刘瑞恒为副部长而掌实权。在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先提出“废止中医案”,在1929年,余云岫在中央卫生委员会上提出“废止中医案”并获通过。这也从政治上证实了中医学的困境。即使要从政治上来排斥中医,但也要有学理的根据,毕竟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中医学有其自己的医疗传统,医学理论。那么排斥中医就必须有学理上的依据。这一时期真正的学术论争主要是在1916年,余云岫写成《灵素商兑》,1917年发表。此书用西医学的观点完全否定了《内经》的价值。恽铁樵分别在1922年发表《群经见智录》、1923年发表《伤寒论研究》,以作为对余云岫《灵素商兑》的回应。

这个时期有一个人依照其临床实践为这次“中西医论争”做出了要回到医学自身的回答,这就是张锡纯,他幼年学医,早有声名,并不擅长辩论,主要潜心于临床治病。中西医界在当时论争激化,誓不两立,他认为是医界之耻,曾论中西医理相同,希望中西医和衷共济,因此著《医学衷中参西录》。此书为其一生治学临证心得,也正是他的医学思想的反映,且至今仍为人所重视。他在自序中说“:夫事贵师古者,非以古人之规矩准绳限我也……贵举古人之准绳而扩充之,变化之,引申触长之。”“读《内经》之法,但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即能开无限法门。其不可信处或为后世伪托,付之不议可也。此孟子所谓书难尽信之义也。”虽有“其不可信者或为后世伪托”句,但却不影响其临床实践。由此可见,他主张既可参西医之长又不泥古人旧说,此为治医之一大要。赵洪钧评价说“以今天而言,,治中医者能精读张氏书并用于实际,已近于道。西医学中医者读此书尤觉可信、可

[7]200

学,即因为张氏辨证、论药、立论绝大多数证以临床。”这可为中西医论争提供一个有益的方向。有人评价说这本书“十分细致和具体的描述临床所见,力求客观,富有现代的学术风

[11]格”。这是受到良好的西方医学教育的西医生的评价。论此,张锡纯的思想及实践于今天的医疗事业实有极大可借鉴之处。3.2　对此次中西医论争之评价

此次争论,不纯是外来的西医学和本土的中医学之间的争论,而已经是在本土立足的西医与本土成长起来的中医之间的争论。他们很多人既具有本土文化背景,又接触到西方文化,并且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是以改造现实为目的。这样,单纯的医疗问题演变成了社会、政治甚至是文化问题。

现代医事制度建立伊始,也就是中医争取生存的历史。本来西医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成分进入中国,若说是排斥也应当是中医对其表现排斥的态度才对,殊不知西医反客为主,要废止中医。从上面所列中医培训学校教学内容来看,中医并未有排斥西医之意,相反却是积极学习并研讨西医。这应是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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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通中西”思想的延续,并且这种态度也越来越演变为中医学界的主流认识。由此,在这场论争中的中西医双方态度之差别也颇耐人寻味!

就医论医来说,张锡纯所采取的“衷中参西”方法是在医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态度与中西医融合的方向。只是在当时的中国,挽救国家危亡才是最急迫的任务,从文化上来反思传统,希望能寻出一条救亡的出路来。许多人反思的结果就是:传统文化已经腐朽了,依附其上的中医学也是腐朽的。当时,中医学也因各种原因所致,医疗事故频出,更让人感觉到它的腐朽不堪,怎么还能承担得起拯救生命的任务呢?干脆直接挖掉,换上新血液就好。由此,当时许多文化界、思想界甚至是政界的人物参予了这场中西医之争。其实这正反映了因外强入侵,主权丧失导致的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同时也反映了外来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冲击。这场冲突,也只是这些不同文化相撞击时的外部表现之一。文化相碰撞在近代的中国表现得如此强烈,则又与中国近代的社会政治历史息息相关。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可以在一个大的生存空间独立的发生的,之后中西医之争牵涉到了政治权力的斗争即是一例。

中医学对西医学的三种态度,与当时“中学”对“西学”的态度是一致的。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就有顽固派、中西汇通、全盘西化三种。由此看来,当时的“废止中医案”与其说是一场学术争论,到不如说是一场制度的斗争,一场文化的碰撞,是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相交锋时一场小小的表演。就医学本身来说“,废止中医案”不过是一场历史剧而已。但由于这场历史剧反映了古今中西之争,其余波延续至今。4　对西医东渐及其与中医的碰撞之评价与反思

中西医学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独立产生的,西医学在其东渐过程中与中医发生碰撞是必然的。这本应该是医学自身问题,却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剧变,使得这次碰撞在近代中国是畸形的,它夹杂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宗教、文化、政治、心理等等,热闹非凡,却又有某些悲哀。医学要面对的对象始终是人,可就是这个人很复杂,甚至在某些时候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甚至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

尽管“废止中医案”的通过得到了中医界的反对,但是国民政府时期,中医始终没有达到与西医平等的要求,建国后以国家行政的力量促成了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方向,但是并没有从学理上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如争论的核心问题:阴阳五行学说的存废,特别是五行学说问题。民国时期这场争论的阴影延续到现在,终于也以“告别中医中药”为导火索而暴发,不过这却是一个绝佳的反思历史的时期。当然反思历史决不仅仅是为了历史,它是一面镜子,可以给现实提供一条可能的途径,抑或仅仅是一个解决现实问题的引子,这也是其价值。

从在西医东渐过程中中医学的应对可知,在一开始,中医学就对西医学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给了西医学在中国发展的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地接触西医学,希望将其纳入中医学体系之中。这种态度在中医学界占有主流的地位,甚至是在将中医排除现代医事制度之外后,中医界一方面为生存权而斗争,另一方还不忘学习西医学来改造自己,使其成为“新中医”。

西医学对待中医学的态度则是发生了很大转变。一开始它要求的是在中国的生存权,即如何在中国立足的问题。这个时期它不仅利用其自身的优势,同时也利用中医学来获得病人的

心理认同,尽管以它的标准来看中医是不科学的。一旦获得绝对的优势,它便会抛弃中医学这个手段。西医学在中国确立其不可动摇的地位,并不是中西医学在医疗实践中竞争的结果,而是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新政权的建立便确立了西医学的地位,同时也将中医排除在现代医事制度之外。

由于西医学的发展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古老的中医学在他们眼里,便是不科学的,这也是提出“废止中医案”的最根本理由,目前提议“取消中医”的理由也在于此。因此“,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也成为争论的中心。但是,中医是科学不是保留它的理由,不是科学也不是废除它的理由,这虽然牵涉到如何定义科学的问题,但中医存废问题也不单单是科学的问题。中医一开始被排除现代医事制度之外,就不是因为它不科学,而是因为现代政治制度包括医事制度是以西方为模式而建立的,在建立的最初就没有将中医考虑在内,中医在现代医事制度内取得的地位是它争取来的。

在中西医论争中,很多人忽视了论争的基本问题是医疗实践问题。医疗技术就是要在医疗实践中取得实效,解决病人的痛苦,在这个问题上,中西医之间没有分歧。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医学才会在百年争论中没有消失。因此,我们可以将中西医争论的问题转移到如何认识人体生命规律上,使中西医按照各自不同的发展特征为维护人的健康服务。就中医学本身来说,经过了百年来与西医学接触、碰撞之后,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学。它随着人们对人体生命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对自身进行改造。

西医东渐及在此过程中的中西医之间的碰撞,很大程度上属于两种异质文化的交锋,而在医疗实践中,它们并不是不可融合,这已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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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罗曼(1980-),女,安徽萧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五行学说与中医学的关系。

收稿日期:2008-11-24修回日期:2009-06-03

(责任编辑:孔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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