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东北文学研究史的观念与实践

作者：张丛皞

来源：《学习与探索》 2020年第4期

张丛皞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12）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9B130）；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JKH20190221SK）；吉林大学校基地重大项目（2015XXJD06）

作者简介：张丛皞，1982年生，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摘要：当代东北文学研究建立在文学发展史维度不断扩宽和历史化的大格局之中，既有对各个历史阶段现当代文学研究主流话题的呼应，也有对地域文学专属问题的针对性研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东北文学的研究由现代文学领域不断向当代文学领域延伸，文学批评问题持续转换为历史研究话题，重要的学术问题的研究在连续的反思重构中也不断走向纵深。

关键词：东北文学；当代东北文学研究；历史化；地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20)04-0160-06

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文学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而不断壮大。而与这段生动的历史情境相伴而生的东北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寄居在整体学术格局之下不断发展、前行，既呈现出鲜明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特征，也呈现出地域性、民间性和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和学理选择，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之中。

一、“十七年”时期的东北现当代文学研究

“十七年”时期的东北现当代文学研究受当时时代主流观念和社会机制的外在变化影响较大，基本理念和观念方法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精神和历史意识，研究重心和研究结果也表现出趋同性。

首先是对现代东北文学的总结和批判。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东北区时期的焦点问题和话题惯性，主要表现就是对“萧军错误思想”和“伪满作家”的持续性清理。这种清理把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文艺批判和事实认定相结合。萧军批判主要集于其身上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并努力将之从鲁迅思想体系和私人关系中剥离。而对东北沦陷区作家的批判主要从其伪满洲国经历和殖民主义色彩的创作角度进行否定。1958年，在“反右运动”的历史背景下，刘芝明主编的《萧军批判》和《彻底肃清的汉奸文艺思想》收录了刘芝明、严文井、李希凡、草明、洛赛、塞上等对萧军和伪满作家的系列批评文章，将文艺批判推向政治定性和历史定位的高度。应该说，20世纪50年代在政治主流的思想管辖和目标预设下，对批判对象进行官方化和公共化的价值认定，真实地呈现了萧军和伪满洲国作家在特殊时代背景下遭排斥和边缘化的历史现场。

其次是对“十七年”时期东北文学的研究与评论。鉴于东北在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十七年”东北题材的文学创作较多，涌现了曲波的《林海雪原》、丁仁堂的《嫩江风雪》、鄂华的《自由神的眼泪》、白朗的《爱的召唤》、马加的《在祖国的东方》、蔡天心的《大地的青春》《初春的早晨》、韩汝诚的《回家》等。在当时，对这些创作的研究和评论主要集中在“十七年”主流话语之下，关注焦点多为主题倾向、现实基础和阶

级关系以及民族化和民间化风格的得失等。其中，对《林海雪原》的研究和评论最为集中。该作出版不久，就吸引了何其芳、王燎原、侯金镜、李希凡、冯仲云、王冰、李观鼎等的讨论。在争鸣过程中，何其芳从作品的悬疑性和传奇性角度评析了其在当时红色经典文学中的位置，王燎原将之命名为“英雄传奇”和“浪漫主义”。《林海雪原》的基本文学史认识和评价，诸如对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的借鉴、思想上表现英雄主义和精神、形式上的大众化和民间性等认识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林海雪原》也同样引起了相当多的质疑和批评，其中冯仲云的观点较具代表性：第一，该作品的传奇性一定程度地损耗了真实性和客观性；第二，少剑波和杨子荣的个人英雄主义妨碍了集体主义精神的弘扬。《林海雪原》讨论中关涉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真实理念与虚构维度、写实性和传奇性间的观念辨析，不仅在整个“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价值谱系中具有原型意义，同时也真实地呈现了“十七年”文学创作和评论观念形成过程中学术伦理自身的辩证与厘析。

最后是工业题材创作的勃发与话语方式的形成。从整体创作格局上讲，“十七年”的工业题材无论是在规模还是文学史影响上，都无法与农业题材相提并论，但由于后东北作为工业基地的特殊身份，“十七年”时期，在东北形成了一股以草明的《乘风破浪》、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和雷加的“潜力三部曲”为代表的工业题材创作潮流。与这股潮流相呼应的研究则以对《乘风破浪》的讨论最具代表性。该作吸引了诸多评论的原因不在于其艺术成就，而在于其蕴含的话题在当时的前沿性和尖端性。《乘风破浪》不仅关涉了彼时最为重要的社会运动“”，而且关涉整个工业企业的管理发展理念即由“马钢”代替“鞍钢”的具体语境及相应的价值调整。小说思辨的诸如科学技术优先还是政治伦理优先、工农本位还是知识分子本位、科学主义和热情信心孰轻孰重以及家庭婚姻生活中的守节和放任等问题，成为“十七年”政治伦理和文化伦理建构的核心内容，也涉及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改造的核心问题。

作为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创生期和建设期，“十七年”的东北文学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中国现代东北文学进行历史化的总结和定性。这可以视为对彼时发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它们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背景和前提。对这段历史的重新审视、反思和校正,对后来东北文学研究史的营构意义重大。

二、新时期的东北现当代文学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东北文学的研究者经历了思想的震动后，也开始寻求新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支点。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在时代共名之下，进行东北现代文学的重新挖掘和整理，重建其与新文学源流之关系，同时展开对新时期东北文艺新作的评论和争鸣。

首先是对东北沦陷区作家的重新挖掘和阐释。很多作家获得政治上的后，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也顺势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阶段。张毓茂、黄万华、金训敏、吕钦文、胡凌芝、冯为群、李春燕、王观泉等一批有远见和胆识的研究者在80年代初就从具体语境和一般事实出发，对东北沦陷区作家和创作进行再挖掘和再评价。他们与中国现代东北老作家共同在《现代东北文学史料》《东北文学研究丛刊》等开掘文献、发表成果、推动重评，编辑和出版了《长夜萤火》《绿色的谷》等东北沦陷区作品集。在重评过程中，研究者在遴选和挖掘梅娘、但娣、吴瑛、山丁、秋萤、袁犀、关沫南、陈媞、疑迟、小松等作家被历史湮没和遗忘的曲折经历与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对其进行政治伦理的观念澄清和价值修正。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不仅廓清了沦陷区文学的基本面貌，也带来了文学史观的。研究者开始将其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结构性变迁和国家主义意识演变的有机部分来解释。一方面，从文学为人生、乡土文学意识、现代主义等角度，将其归入“”新文学大序列中来审视；另一方面，将沦陷区文学作家收编到以萧军、萧红为代表的“夜哨”作家群以及抗联文学构成的沦陷时期反抗文学的能指之下，从地域乡土的特殊角度，强化它们在沦陷区特殊时空中作为中国文学固有序列的可能与意义。

其次是对东北作家群的重视与排位。20世纪80年代，在作家摆脱身份束缚和政治束缚的背景下，以萧军、萧红为中心的东北作家群研究受到了很大重视。销声匿迹多年的老作家萧军被平反后，对他的研究带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和学术诉求。研究者对曾经的历史批判进行新的事实追溯和价值认定，借助还原历史和思想辨析，重新厘清其中诸多缘由和逻辑关系，对曾经的历史定论作全面回应，具体研究也逐渐从政治标签的纠偏回归到学术和思想本身。萧军的文学道路和文学创作重新被定位在鲁迅的文学传统之下，其小说、旧体诗和评剧等受到全面评析。在研究内容上，涉及与“”文学传统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杂糅性、底层意识与人道精神等。1988年萧军去世后，蒋锡金、梁山丁、张毓茂、刘增杰、王德芬在《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动态》《文史杂志》上刊登回忆性文章，为其后的萧军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与此同时，在当时海外汉学研究新成果的启示和推动下，萧红研究也逐渐走向立体化和度。在“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与“纪念萧红诞辰70周年”研讨会上，研究者把萧红文学残酷的生存呈现和精神拷问复归新文学的启蒙传统，特别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文学传统中的有机部分，这也成为后来萧红文学反复被提及和推介的主要方面。赵园、陆文彩、张毓茂、铁峰、邢富军、王观泉等都发表文章扩充萧红及其文学阐释的空间，特别是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以“萧红：大智勇者的探寻”为题，给予了萧红女性主义身份的全面确认。聂弩绀、萧军、陈媞等也提供了诸多回忆性资料，肖凤、葛浩文出版了各自的《萧红传》。在80年代知识分子关注重心、学术立场和思维方式的调整过程中，萧红的文学史地位不断攀升。1987年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1988年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均认定萧红是东北作家群中最富文学业绩和思想厚度的作家。

最后是对新时期东北文坛的观照。20世纪80年代是思想与文学活跃且充满变数的过渡性历史阶段，新时期文坛留下了东北作家的身影，相应的研究也成为新时期东北文学研究的自在部分，东北作家在先锋文学的评论中占有重要比重。马原是先锋文学形式的先行者，其《虚构》《冈底斯的诱惑》《生命之流》等创造的新的感觉方式和阅读方式被认为带来了经验的复苏，打开了小说新美学讨论的空间。而其中蕴含的自然、原野和人类的纠葛以及粗犷风格和混沌美学被誉为“关东小说”，他也因这种健朗生气的风格被评论家称为拉丁美洲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式的“东北汉子”。同样是东北作家的洪峰的《重返家园》《奔丧》《极地之测》等创作的技巧和模式也颇受关注，特别是《奔丧》被视为是有强烈心理风格的小说。它与《极地之测》的模仿性、独创性和反传统等方面被集中讨论。与此同时，在80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当时的文坛新人迟子建也颇为引人注目，其《北极村童话》《沉睡的大固其固》《北国一片苍茫》等约30万字的创作引发了以李树声、胡德培、喻权中、王干等为代表的批评家的关注。他们普遍认为迟子建大固其固的文学世界融汇了边地现实、历史和记忆，有着明显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寻根的意味，还有着对“”灾难的潜在关涉，其古荒、苍茫、旋律、自由、童话、纯情的人生境地，勾连着作者自身童年生活的印记和苦难视角，蕴含着生命不平的惆怅寂寞，与萧红文学传统有诸多相似性和关联性。可见80年代末，学界对迟子建的评论和研究虽主要集中于文化视角，但基本上已经确立了对迟子建创作风格的言说空间和讨论方式。

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东北文学研究

东北文学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更加注重研究的整体意识和团队协作，这一时期相关研究的历史总结和协同推进特征比较明显。

首先是文学史研究和编撰意识的强化。90年代，在新的时代秩序与学术格局中，在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潮流的带动下，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文献的编撰和历史性的叙述，追求对地域文学面貌的某种全景、清晰和系统的把握，由此引发了东北地域文学史编撰的潮流。80年代已零星出现了关涉东北的文学史著作，像刘心皇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1980）设置了第三卷“东北伪组织的文学”，东北现代文学史编写组还在19年编写了《东北现代文学史》。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国现代东北文学研究走向纵深，文本和史料挖掘也粗具规模，研究结构逐渐清晰、丰满，这使规模化和标准化的文学史写作成为可能。研究者发出了“东北文

学呼唤史家”［1］和“提倡中国东北文学整体研究”［2］的呼声，并很快付诸实践。该时期涌现了冯为群、李春燕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1990），申殿和、黄万华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1991），马清福的《东北文学史》（1992），沈卫威的《东北文学史》（1992），王建中等的《东北区文学史》（1995），马力的《东北儿童文学史》（1995），张毓茂等的《东北现代文学史论》（1996），孙中田的《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1997）等文学史专著。其中，张毓茂主编的《东北现代文学大系》是这一历史阶段最为重要的资料成果。大系不但对中国现代东北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文献进行了汇编，还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期刊篇目索引。虽然今天看来，这套资料汇编在文献整理和编排上有明显的历史主义倾向，但是编撰本身却是功莫大焉。伴随着东北文学研究历史意识的强化，东北作家群和所属作家的整体研究也多受重视，逄增玉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王小妮、季红真、铁峰等各自撰写的《萧红传》都是其中代表。

其次是沦陷区作家和作品研究趋于多元和深入。如果说80年代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更多以观念为先导，主要致力于史料整理挖掘和为作家创作平反、正名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则基本上已经脱离了事实阐释和政治鉴别式的研究方式，而是将沦陷区文学纳入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结构和整套论述中，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既有经验和解释学框架不断地向沦陷区文学研究投影,使之适应既有的文学史观念和结构，研究层次和内容也更加丰富。应该说，90年代初，沦陷区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观念束缚，像当时黄万华和铁峰之间就围绕着伪满作家能否完全获得政治上的而展开了反复辩论，这个论辩显然是思想回潮的产物。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和知识重构已是大势所趋。

90年代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新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将东北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中来阐释的同时，挖掘其特殊性。例如逄增玉在研究沦陷时期的“乡土文学”时就认为，虽然沦陷时期的乡土文学受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启发，但是又与现代文学乡土文学的自发性有所不同，是特殊殖民语境的产物，这不仅决定了沦陷区文学处理历史、现实与民间的独特角度，而且也带来了从“为艺术而艺术”的既有经验中汲取营养的必要选择。李春燕在对东北沦陷区戏剧进行研究时，将其追溯到“”以来的发展史脉络中，讨论了它们的“同而不和”之处。黄万华以沦陷区作家与社会现实之间紧张复杂的关系为基点，审视作家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复杂秩序中的舒适度与选择问题。第二，进行基本史实和重要史料的阐释。像梅娘、梁山丁和刘丹华等沦陷区作家在这一时期提供了很多回忆性的文章。王向远和张泉通过调查还原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基本情况，并从中提炼出一些参会作家对会议的反感和抗拒之处。此外，高玉等人的研究关注了沦陷区文艺理论场域的基本状况，并总结出响涛社与孟素之间，《山丁花》、乡土文学、写印主义之间构成的伪满文艺论争的基本结构。第三，对期刊和作家作个案研究。像卢湘的李克异论、张泉的梅娘论、孙中田的山丁论、申殿和的王秋莹论等。与此同时，研究者对古丁的文学乌托邦、梦者的悲剧，梁山丁和他的抗日文学，以及《烛心集》等也有独特的研究。此外，冯为群对《新满洲》《麒麟》等的研究也具开拓性。这一时期，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国际化特征也渐渐显现，冈田英树、村田裕子等以海外研究者的特殊视角和思路丰富了沦陷区文学的研究维度。

最后是对90年代东北文学创作的评论与研究。在90年代整个文坛的地域格局中，东北文学创作的活跃度和受关注度与其他地域相比有一定差距，但仍涌现了诸如迟子建、斗、张抗抗、王阿城、马加、张笑天、孙春平、孙慧芬、金仁顺等一批受到学界较多关注的作家，吴义勤、张颐武、戴锦华、吴俊、王干、郜元宝、宗仁发、范培松、谢有顺、张闳等知名批评家对他们的创作都有评论。他们的研究和评论不仅构成地域文学研究的有机部分，也对作家的文学史地位有深刻影响。这一时期，有关斗和迟子建的评论较多。斗的研究者主要从解构主义、后现代、形式主义批评等等90年代流行的研究角度和立场切入其创作。他的小说被认为从对宏大结构和主题的解构，对日常生活和凡俗信仰的发现和肯定，表现被欲望支配的日常生活的污浊和不堪，拒绝精英主义，文本广泛存在的内部张力和悬念，以及拥有的技术美学和精神形式的双重美感等角度被阐释和肯定。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斗的创作被渐渐归到邱华栋、何顿、

韩东、陈染为代表的新生代小说的维度中，并居于前排位置。而迟子建在80年代末已在文坛崭露头角，她从登上文坛的那天起，就保持着稳定的风格和主题倾向，这种自成一格的特征也形成了对迟子建评论研究的某种知识谱系。90年代，对迟子建作品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她的极地情结、边地风情、黑土地书写、女性意识以及热情静谧和文化批判等角度。研究者从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出发，将迟子建80年代小说与90年代创作形成某种对照和前后期的认识，后期创作被认为容量更大、意蕴更深，在前期的那种追忆和怀想的基础上，更具温情气息和理想气概，有着沉着、练达和苍茫的个人风格，爱情题材小说的开掘也更具深广度。由于迟子建在创作中一直秉持较为节制和不苟时尚的创作姿态，因而并不是很符合90年代主流评论界的期待视野，但她在这个阶段文学创作的潜力和韧力也凝聚了批评界的继续关注，为日后跻身一线作家做了铺垫。

四、新世纪东北现当代文学研究

新世纪以来的东北现当代文学研究表现为研究向纵深化、理论化和历史化方向推进，同时新世纪东北文坛中青年作家作品研究也表现出一定的潮流性倾向。

首先是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新的解释学范式的建构。在90年代，黄万华就意识到将东北沦陷区文学完全捆绑在“”新文学传统和抗战文学大背景下作中心说和本质论的整齐划一的解释，更多是观念预设的产物，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会有很多不适性；他主张应该充分尊重历史情境，寻求一种符合其自身规定性和规律性的知识立场和阐释学范式，在殖民语境内探讨其文学创作与历史之间的诸多破碎和暧昧关系。新世纪以来，这种学术意识获得了具体落实，例如，刘晓丽钻进伪满文学的故纸堆，对伪满文学期刊和创作进行地毯式的搜罗，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努力摆脱普泛的观念和一般的思路，从事实与逻辑统一的立场出发，寻求能够容纳伪满洲国文学内在矛盾悖伦的新的研究策略，提出了反殖文学、解殖文学和殖民文学的阐释构架。这种构架一方面强调伪满洲国文学作家观念、文艺思想和写作传统的特殊性，正视其于非沦陷区文学的主导特征，以及其因脱离中国文学大格局而产生的与当时非沦陷区文学的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又正视其文学观念和创作中广泛存在的那种并非“二元对立”的内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存在于不同流派和作家之间，而且还存在于作家创作的不同文本之间乃至文本内部。该解释学范式更有开放性和分寸感，不但在观念上恰如其分，而且具有包容性和激活话题的能量，打开了新的话语分析的大门，把伪满洲国文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与此同时，伴随着90年代伪满文学重新结集再出版，特别是伪满作家在出版时因种种考虑而对原始文本进行不同程度的删改，也成为审视伪满作家在新时期后的心态和心迹的重要参考，这也让伪满文学的版本研究有了诸多可能，其中以梅娘作品版本的变迁最具张力，研究者发现了其理性叙事动机与表达自身经验诉求的纠缠萦绕，以及漫长历史中复杂微妙的心理变迁。与此同时，冈田英树的《伪满洲国文学史》、诺曼·史密斯的《反抗满洲国：伪满洲国女作家研究》等均从域外视角拓宽了伪满洲国文学的研究视野。2017年，刘晓丽主编的《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也成为这一时期沦陷区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其次是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历史化。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指的是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渐渐拉开时间距离，功利性淡化之后，研究者不再专注于把研究对象放到文学史一般的文化意蕴中进行阐释，而是借助某种知识考古学或者是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把曾经习焉不察的文学史观念和研究史常识在陌生化之后，再次问题化，并将之引离原有的知识制度和思想体系，做重新的追溯与辨析，对其生产机制和意义建构进行集中考察和必要反思，以此来挖掘曾经被意识遮蔽和压抑的观念或事实。该类研究以逄增玉和王彬彬的成果为代表。逄增玉在《东北现当代文学与文化论稿》中对区文学进行了专题研究，他以草明的《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等为例，讨论了草明的工业文学在以政治学逻辑作为文本映像和表现模式时，文本自身的断裂和自反性，从而洞察到作家在创作时隐匿的主观意识及其与时代主流间的充满张力的悖论存在。而其对区秧歌剧的审视也从“阶级反抗”“翻身道情”“支前参军”等角度揭示了其观念生产的基本公式，从中探查政治意识介入秧歌剧文本的观念策略。在萧红诞辰百年

之际，王彬彬在《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中就认真梳理了萧红作品的评价史，通过逐步呈现萧红的原初历史评价，在左翼文学文化和新中国文学史中的位置以及在女性主义立场的阐释下不断升级的历史事实，对萧红文学史地位的形成建构给予了清晰的揭示。

第三是对新世纪东北文坛中青年作家创作的评论较为活跃。相对于90年代略显沉寂的东北当代文坛，新世纪东北中青年作家创作及相应研究有了更多活力。根植于东北历史文化深处的迟子建、孙慧芬、金仁顺、鲍尔吉·原野等作家的创作，一方面融构了地域文化、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又对改革开放大潮中大众文化心理与生活经验进行了某种观照。他们的作品引起了包括王彬彬、张学昕、韩春燕、王春林、刘艳、郭冰茹、李遇春等批评家的注意。尤其是对迟子建的研究评论，逐渐由批评家的个体感觉累积为普遍的学术共识和文学史知识，其在当代东北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基本确立。此外，双雪涛、鬼金、班宇等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在新世纪文坛也不断崛起。他们不再像前一代作家那样热衷表现地域历史文化中的生命形态与生活形式，而是更注重青年人在当代东北社会的体验，并寻求对这种体验进行某种有洞悉力和个性化的呈现。同时，他们的创作也比上一代作家更多地尝试形式实验，有自觉的先锋意识。其中双雪涛最为醒目，其一登上文坛就以《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刺杀小说家》等引起广泛关注，王德威、孟繁华、谢有顺、黄平等纷纷撰文评论，他的小说因为暗含了“80后”一代特有的精神结构，以及对十年代文学经验的背叛姿态，而被誉为“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3］。可以说，新世纪以来，无论是东北作家的创作还是东北文学的当下研究，中青年阵容都较为齐整，呈现出代际更替的良性发展特征。

结语

应该说，中国东北现当代文学研究走过了一条从反思历史到关注现实，再到走向纵深的研究之路。诸多课题在学术承传中不断拓宽、完善和深化，形成了有关东北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特有角度和立场，这不仅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环境和中国学术研究的整体选择相一致，也体现出以东北学人为主的研究者在时代进程中的知识立场与责任担当，体现出在大的时代演进中东北文学研究的格局视野和学术韧性。

参考文献：

［1］胡昭：《东北文学呼唤史家》，《文艺争鸣》1993年第3期。

［2］林化：《提倡中国东北文学的整体研究》，《文艺争鸣》1993年第4期。

［3］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修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