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评职称的黑色记忆
职称评审虽然“累”人不倦，但也并非完全按部就班，也有特例。哪怕学历不高，也可能因为其卓越的贡献和行业影响力获得高级的职称。著名作家、童话大王郑渊洁，就只有小学文化，但他也因为曾参与创办过四本大发行量期刊的“特殊贡献”，而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一个靠小学学历以32岁年龄评上副编审（相当于副教授）的人。
“涉及到饭碗，问题就变得严峻了。”
1987年，我在一家刊物的编辑部供职。而11月，将进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评职称。一向对于初中以上各级文凭不屑一顾并将其拒之门外的我，对于职称之事丝毫没有兴趣，遂决定不参加评职称。1987年12月17日上午，编辑部主任G先生找到我说：“马上要开始评职称了，没有大学文凭的人都要先参加文化补习考试，考试及格后就获得了报评助理编辑的资格。”
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的我参加文化补习考试及格后才有报评助理编辑的资格？而我自己清楚我根本不可能及格，这就意味着我连报助理编辑的资格都没有。只有小学学历的我告诉G先生:“我不参加评职称。”G先生奉劝我:“不参加也得考试。将来正规了，没有职称的人不能从事编辑工作，你还是参加考试吧。”我才知道“惹不起躲得起”这次行不通了。涉及到饭碗，问题就变得严峻了。
“我报评高级职称，在单位算爆了冷门。” 于是，我找来评职称的规则手册研读——那次评职称允许报评的最高职称是副编审。规则很详细，可我越看越泄气。当这样一行字“有特殊贡献者不受上述条件限制”闯入我视野时，我才松了一口气。我参与创办过四本大发行量的期刊，我认为这属于“特殊贡献”。我找到G先生，说：“我报评副编审。”G先生以为我开玩笑，他提醒我：“你没有大学文凭。”我将小册子上的那行字给他看。他不说话了。报评副编审高级职称，自然无需参加文化补习考试了。
我报评高级职称，在单位算爆了冷门。人事部门的M女士找我谈话，提醒我高级职称的评定不是本单位说了算，而是由北京市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定，其人员由北京市科技干部局和出版专家组成。我说正因为不是本单位说了算，我才报副编审的。如果是本单位说了算，我就什么都不报了。1988年1月4日，G先生转发给我一张报评高级职称的表格。我在编辑部的办公桌上填写表格，在最高学历一栏里，我一笔一画地写了“小学”两个字。
“我至今不明白编中文报刊的人考英文做什么？”
表格交上去几天后，G先生通知我准备参加外语考试，他说评高级职称必须考一门外语。1988年1月13日上午，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外语考场。看着一屋子年过半百的首都编坛宿将们面对英文两眼一满儿黑的无可奈何表情和场面，我至今不明白编辑中文报刊的人考英文做什么用？
1988年4月11日，有关人士向我颁发了一本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制的编号为“京出版000142”的《北京市专业技术职务证书》，证书上说：经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符合任职条件，具备副编审任职资格。这意味着我不会因为没有大学学历和职称而丢掉编辑的饭碗了。据说当时我是全国唯一的靠小学学历以32岁年龄评上副编审的人，属于破格。可我并无自豪感，当时我就发誓今生今世再不参加评职称了。从那以后，我果然没再报评过。 （节选自郑渊洁《第一次评职称》）
新声音>>>
其实，职称并不等于称职
《华商报》10月22日报道，9月17日，在浙江大学任讲师的一名海归博士留下6页遗书后跳楼自杀。在跳楼前6天，他刚提交了申报副教授职称的相关材料。网络盛传浙大曾给该博士口头承诺，却未能履行。这位博士在遗书中说，“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又是被职称害的。
我以为，只要通过高考，就可以永远向“应试教育”说拜拜了。哪知道工作几年之后，又要钻进“职称评审”这个笼子。它们其实是同一个笼子，都是“应试教育”的。只不过前者的学费由家长埋单，而后者由我们自己掏钱。相同的还有一件事，为了文凭我们拼命“攻克”高考，说白了是为了MONEY；为了职称我们死命“理论”，说穿了还是为了MONEY。
但现在的职称评审制度，并不完全是为了考核我们是否称职。你说，我一个编中文版的，考英语作甚？你说，他一个教书的，又不是学者，需要发那么多学术论文作甚？“业务能力和成果”，才应该是职称评审的核心内容，但它却被学历、学位、外语水平、权威报刊杂志发表的论文等容易被统一标准的“硬指标”给淡化了，而成为挤不上职称评审台面的“摆设”。
中国人民大学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吴春波说，要从根本上解决职称问题，必须反思几个最基本的、也是常识性的问题：建立职称制度的基本目的是什么？现行职称制度设计的根本缺陷是什么？他说，问题不在于指标，指标只是评价工具。如果少了现在的这些指标，换一些“德能勤绩”，职称评定会更腐败。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