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苏诗研究述评

【内容提要】

百年苏诗研究与苏轼研究特别是宋诗研究密切相关，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最终肯定的曲折历程。苏诗研究在此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文献基础特别是诗学理论方面仍应加强建设。

【关键词】 宋诗研究/苏轼/述评

以作家姓氏冠于“诗”字前，除“陶诗”、“李（白）诗”、“杜诗”、“韩诗”外，苏轼也获此殊荣，正昭示其诗歌创作的独特性与典范意义。自宋以来，苏诗虽也受到过一些非议，但总的说来，是受到普遍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前专门的苏诗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苏诗研究是与苏轼研究尤其是与宋诗研究共同进行的，这种状况在80-90年代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是百年苏诗研究的一个特点，也是我们回顾苏诗研究百年历程时将其与宋诗研究联系起来的原因所在。概括地说，百年苏诗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时而被肯定时而又被否定最终仍得到肯定的过程。

20-30年代：宋诗研究与苏诗研究的初步繁荣

解放前的苏诗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20-30年代。除了作为普及读物的严既澄《苏轼诗》（商务印书馆，1933年）外，专门的苏轼、苏诗研究著作很少，主要成果出现在有关宋诗、宋代文学史的研究著作中。这些著作在论及苏诗时，多概括地谈其总体特色和在宋诗发展中的地位。少数几篇论文侧重探讨苏诗艺术渊源、风格变化等，篇幅较短，言简意赅。不同学者在不同学术背景下采用不同的著述方式，在研究宋诗时很重视苏诗，对苏诗多持肯定之论，使苏诗和宋诗研究在20-30年代呈现出初步繁荣的局面。

“五四”以后，陈衍作为晚清“同光体”的健将和诗论家，在传统诗学圈内仍受到尊崇。他在《石遗室诗话》（商务印书馆，1929）中指出：“唐诗至杜、韩而下，现诸变相。苏、王、黄、陈、杨、陆诸家沿其波而参互错综，变本加厉”（卷十四）。这是从新变唐诗的角度肯定宋诗的价值，实际上也是对苏诗的肯定。作者谓“北宋人多学杜、韩，故工七言古者多”（卷十八），又谓“东坡七言古，中间全用对句排到底，本于老杜”。在《石遗室诗话续编》（商务印书馆，1935）中，陈衍还赞扬苏诗“工和韵”、“善用典”，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宋诗的肯定。他晚年编选评点的《宋诗精华录》（商务印书馆，1937）实为一部宋代诗选兼诗史性质的重要著作，书中选苏诗88首，是宋代诗人中入选作品最多的一位，可见著者对苏诗的喜爱一如既往。他在评析苏诗时指出苏轼“七古多似昌黎而收处常不逮”，“短篇五古，非坡公所长，清脆而已”，“东坡五七古，遇端庄题目，不能用禅语诙谐语者，则以对偶排出之”。持论与其《诗话》略同，褒中有贬，可见著者并不因偏爱苏诗而尽说好话，体现出一种求实的学术态度，故其研究成果至今仍为人称引。不过，由于诗话、诗选等传统著述方式的限制，也由于著者诗学观念、学术趣味的相对保守，使得陈衍的并未对前人有太大的突破。这种受传统学术观念、著述方式制约而限制学术成就的取得在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中更有明显反映。《举要》分体选录苏诗共55首（以七古为多）。高氏在评析苏诗时多承袭桐城派观点，书中所附有关苏诗评语多为他人之见，故其对苏诗研究并不深入，水平并不很高（但其在为苏诗作注时下了不少功夫）。（注：朱自清《宋五家诗钞》（原名《宋诗钞略》），成于30-40年代，共五卷，中有一卷《东坡诗钞》，共选苏诗35首。但由于该书在著者生前未付印，直到80年代初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才有了学术影响。书中评价苏诗颇高，谓其“气象宏阔，铺叙宛转，子美之后，一人而已”，但书中对具体苏诗的评价并没多少新见，所附评语多为前人评语，还多次引用《宋诗精华录》、《唐宋诗举要》中的评语。）

本期能用新的学术观念、新的著术方式研究苏诗的主要是吕思勉、柯敦伯、胡云翼、梁昆等人。他们的著作多为文学史类著作，这是借鉴西方“文学史”著作的方式；因其成于20-30年代，又或多或少地受到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平民文学”、“文学进化论”等学术观念的影响。不过，他们并未对进化论等新观念加以片面理解，对包括宋诗在内的宋代文学均作了高度的评价，苏诗更是作为宋诗的代表而确立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注：这种高度评价苏诗的看法甚至也出现在那些对宋诗颇为轻视的文学史中。如李维《诗史》（1928年北平石棱精舍印本）认为苏轼乃“韩文公后，一人而已”、“才思横溢，如泻东海之水”。稍后出版的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大江书局，1931）干脆将宋诗从中国诗史中抹去，但著者在论及苏词时仍然承认：“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天才的作者之一，他的文、诗、词以至书法，无不佳妙”。）吕思勉在《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的“概说”中指出：“至于诗，则唐代为极盛。旧时之体制，至此可谓皆备。宋人于诗之体制，亦能出于唐人之外。而其意境、字面则专与唐人判然不同，后人之诗，非宗唐，即宗宋，至今未能出此两派之外焉。故诗之为学，亦唐人具之，宋人继之，而后大成者也。”在《宋代之诗》章中论及苏诗时说：“北宋之世，擅诗名者，无如坡公。荆公之格高，而坡公之才大，殆可谓之双绝。然为后人所宗法，则坡公尤胜于荆公也。”并认为苏诗特色在于“以文为诗”。在论及江西诗派时又说：“苏黄诗派，确能牢笼一代，而为宋诗之特色。”对宋诗给予“大成”、对苏诗给予“双绝”、“尤胜”之评，可谓高矣；认为苏诗特色在于“以文为诗”，并将其与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因而也成为宋诗的代表性人物，也正是用前人评价宋诗的话移评苏诗，并给予肯定。柯敦伯《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谓宋诗“上承唐旧而变化生新，能与唐人争胜者也”，谓苏诗“各体皆工，七古尤擅长，唯五律差逊”。从“变化生新”的角度来肯定苏诗与宋诗，持论与陈、吕相近。胡云翼在《宋诗研究》（商务印书馆，1930）中将苏与欧、王、黄列为北宋诗坛的四大权威，并指出：“没有欧阳修，绝不能廓清西昆体的残余势力；没有苏轼，绝不能造成宋诗的新生命……开辟宋诗的新园地，不让她永远依附唐人篱下。这便是苏轼惟一值得讴歌的伟大处所。”这就直接将宋诗对唐诗的新变之功落实到了苏诗上，既是对宋诗的肯定，也是对苏诗的认可。苏诗由于它的独创性在宋代即被称为“东坡体”。梁昆在《宋诗派别论》（商务印书馆，1938）中有“东坡派”之说，认为“东坡之主诗盟，不专宗某一古人，乃兼重才气，任个性自由发展，决不加以限制，又决不以体裁不同而相互攻驳，故苏派诸人各具面目。”书中还分析东坡诗派有“一长四短”。梁著与胡著虽未标以“史”名，实皆可作宋代诗史来读，故二著多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肯定苏诗新变之功。在苏诗总体评价中，苏诗的艺术渊源和分期也常为人们所论及，这尤其是本期少数有关苏诗研究专文的论题。赵宗湘《苏诗臆说》一文（《国专月刊》1936年12月）认为，东坡“受李杜之影响较深，与韩、刘之关系为浅。此外，陶渊明、韦苏州、王右丞诸家，予东坡之助力亦大。”关于分期，严恩纹《东坡诗分期之检讨》一文（《责善半月刊》第2卷1-2期合刊，齐鲁大学民国30年4月）将苏诗创作过程分为少、壮、暮三期。上述研究著作较陈衍等人的诗话、诗选在观念与体例上有所不同，显示出本期学者努力对苏诗研究加以开拓，但由于受史著（非苏诗研究专著）限制，他们对苏诗的研究并不深入，诸如苏轼“以文为诗”、善长七古之论既未超出前人，有的认识还不及陈衍精细；即便是他们的著作借鉴了西方学术而采用文学史的方式，其实与传统诗话相差并不大。少数专门研究苏诗的论文也同样新见不多，常为申述前人之见。

本期真正能在苏诗研究中体现出新的精神、提出新见解的要算梁启超、胡适等学术大师。苏诗、宋诗研究并非他们的学术重点，但他们以首开风气的学术气度，在苏诗研究中实不乏前人所未道者。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原刊1922年2月15日、4月15日《改造》第4卷第6、8号）中论及苏轼的浪漫作品。他说：“苏东坡也是胸次高旷的人，但他的文学不含神秘性，纯浪漫的作品较少”，又指出：“他作诗时候所处的境界，恰好是最浪漫的；他便将那一刹那间的实感写出来，不觉便成浪漫流中上乘作品。”以“浪漫”

来论苏诗境界，正体现出新文化运动特有的艺术理想；同时指出这种“浪漫”并不纯粹，不含神秘性，是有实感的，又与当时的平民文学精神相吻合，在某种意义上也与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从白话文学的角度肯定苏诗（及宋诗）声气相通。胡适将宋诗与白话诗联系起来，使苏诗、宋诗一度受到新文化运动的重视。他的《白话文学史》（1928年出版）在评价韩愈诗时论及苏诗、宋诗：“用作文的法子作诗，扫去了一切骈偶诗体的滥套”，并认为“这种境界从杜甫出来，到韩愈方才充分发达，到宋朝的苏轼、黄庭坚以下，方才成为一种风气。”他后来在《国语文学史》（第三编第二章）论及“北宋诗”时指出：“宋诗到苏、黄一派，方才大成”、“苏黄诗的好处并不在那不调的音节，也不在那偏僻的用典。他们的好处正在于‘做诗如说话’，因为要做到‘做诗如说话’，故不拘守向来的音调格律”，认为苏诗的好处在于用“极平常的物事做出好诗”。胡适对“以文为诗”的诗史发展过程的勾勒、对苏轼“以文为诗”特色的概括都是继承前人之见，但他对“以文为诗”这一对苏诗特色（也是宋诗特色）的评论作了创造性的发挥，认为其意义在于“用白话为诗”。同样用“以文为诗”来评价宋诗与苏诗，胡适使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苏诗与宋诗，也使得其原有的一部分好处得以被发现（虽然这种发现也忽视了历来被认可的苏诗好处）。胡适此论虽主要是出于文学革命和推进白话文运动的需要，但他将传统命题加以现代性的转换，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也使苏诗、宋诗研究得到真正开拓。胡适主张文学革命，但也努力从古典文学中寻找其理论依据与艺术借鉴，并未完全割裂古、今文学之间的天然联系，这种态度是可取的。

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宋诗研究的冷落与对苏诗的争论乃至批判

50年代后期，苏诗研究与宋诗研究一道受到冷落，这主要是因为包括苏诗在内的宋诗（陆游诗属例外）在当时被认为是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根据人民性、现实性的批评标准，很难得到正面的评价，故少有学者对其深入研究。只是由于苏轼本身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研究和讨论的热点，肯定者有之，否定或批判者更有之。顺及对苏诗的研究侧重在苏轼的政治诗，以便从中考察其是否具有政治意义和人民性，乃至判断苏轼政治态度保守与否的重要依据。这种局面甚至延续到了80年代初。由于这种争论多半是围绕苏轼政治态度与苏轼政治诗来展开的，普遍存在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而不再像解放前那样去集中探讨其风格、体裁等艺术特色；而且由于苏轼政治思想的复杂性使对苏轼的政治评价产生了争论，苏轼其人其诗很难像此前那样得到积极评价与正面肯定。随着“文革”时期有关苏轼其人政治评价的标准更趋苛严，苏轼其人更是全面受到否定，其诗（特别是政治诗）则成为否定他的重要材料。

王季思在《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发表《苏轼试论》，对苏轼作出了全面而较高的评价，说苏轼有“比较一贯的政治态度”，并特地称赞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与文学成就。程千帆在《光明日报》（1957年5月19日）上发表的《苏诗札记》谈到苏轼的“反抗精神”，并予以高度评价。文章将苏诗大体分为两类，认为反映民生疾苦和时政得失的诗篇，在苏诗中并不是在质量上最高，数量上最多的，在内容方面最突出的另一类诗“在极广阔的范围内反映了诗人对于生活的无限热爱，他对于束缚个性的环境的抗拒，他在任何困难的时候都不丧失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两篇肯定苏轼的文章很快就招致非议。乔象钟在《光明日报》（1958年10月26日）上撰文批驳程千帆，认为程氏强调苏轼的反抗精神，是要人们以反抗精神来反对社会主义事业。黄昌前在《对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的几点意见》中，认为对苏轼那样只强调作品的艺术技巧、不顾作品思想性的，不能给予过高评价，还认为苏轼的政治态度是反动的，苏轼与人民的距离是很大的（《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艾治平在《全面地历史地评价苏轼》一文（《理论与实践》1958年6月号）中，折中王、黄的观点（但艾文尚未否认苏轼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巨大贡献）。从这些批驳文章来看，在当时苏诗的思想意义

是不能得到肯定的，这是基于人民性标准作出的评判。实际上，这也是除陆游诗外许多宋诗在当时得不到认可的根本原因所在。 陈迩冬的《苏轼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和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也是诞生在这种学术气氛中的两部著作，虽为普及读物，仍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的时代烙印，如钱著选苏轼诗数量不及陆游诗，显然是受当时学术风气影响。不过，这两部著作之所以显得重要，更主要的在于其不为风气所束缚，能用选本这一传统研究方式对苏诗、宋诗加以研究，特别是以其对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而受后人重视，钱著在这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如他对苏诗比喻艺术的评析细致入微，倍受学界好评。这种对苏诗的肯定与细致的艺术分析之所以还能产生，一方面是学术惯性作用的产物（注：钱钟书之父钱基博对陈衍极为推崇，称之为“并世文章之雄”，陈衍在《石遗定诗话续编》（卷一）中曾给钱钟书古体诗以好评，钱钟书因此受陈衍论诗影响，其《宋诗选注》与《宋诗精华录》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学术渊源关系。钱钟书早年性喜宋诗，曾与宋诗派中坚陈衍有过一番探讨，《石语》就是那次探讨的记录。另钱钟书在解放前就开始了宋诗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收入其《谈艺录》一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的学术气氛虽深受“左”的政治干扰，但严肃的学术研究尚有一席之地。60年代初也是学术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能代表当时对苏诗研究的总体水平的要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种《中国文学史》：一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编写；一者由游国恩等高校专家编写。这两部史著对苏轼有专章论述。在论及苏诗时均指出，政治诗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足以代表苏诗的基本面貌和成就，认为苏诗中数量最多、艺术上最有特色、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抒发个人情怀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这种具体分析而不一味批判的方法有利于当时正面肯定苏诗。与解放前的有关文学史著作相比，这两部文学史对苏诗的艺术特色更为关注，虽还是从“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富有理趣等方面加以探讨，但分析较精细，如文研所《中国文学史》中提及苏诗有个特点在于：“作为诗人，他对事物的诗意的感受有时并不比他的观察和思考更敏锐和更深刻。他的不少诗，可以写得动荡流走，不落平板，但诗的形象往往不够鲜明和饱满，而以一种理趣见胜。”亦褒亦贬，极具分寸，不失为一种的评。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氛与学术环境中，苏诗研究能取得上述成就也算难得了。

胡适等人的学术观点在解放后受到了批判，但他根据时代需要出发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作风，在“文革”中却被发展为完全根据政治需要对苏轼其人其诗大加批判乃至诬蔑，学术批判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为了配合政治上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文学史中贯穿“儒法斗争”的线索，苏轼便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儒家代表人物受到严厉的批判。署名罗思鼎的《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一文（《红旗》1974年第2期）将“投机派”、“两面派”的帽子扣在苏轼头上。在同期杂志上，梁效又给其加上“顽固派”的恶谥。从“儒法斗争”的角度来批判苏轼，是此前苏诗研究中过于注重思想分析作法的恶性发展。如果说强调人民性还与胡适等人倡导的平民文学观念存在精神上的相通，那么，“批儒”斗争则将五四激进的革命精神加以歪曲利用，极大地阻碍了学术发展，苏诗、宋诗研究在“文革”期间就这样受挫乃至大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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