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边城》为例,浅谈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摘 要】:作为“京派”作家的代表,沈从文在形诸笔墨时形成了一种追求生活真、善、美的艺术品格,在乡村与都市的对照中建构自己的审美天地。沈从
文不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而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审视和剖析人生,抨击现代异化的人性,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他继承了“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观念和“改造国民性”的传统,所坚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性立场和文化精神。
【关键词】:京派小说 乡村 牧歌情调 人性美 人生形式 文化内蕴
沈从文(1902-1988),京派小说代表作家。三十年代起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作为一名乡土文学作家,沈从文全身心投入的是一个他所熟悉的乡土世界,显示出的是为他所有的未经伪装粉饰过的东西。
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县的一个行伍世家,身上流淌着汉、苗、土家等民族的血液,湘西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长期被歧视的历史,使他形成了特殊的气质,既富于幻想,又在心灵上积淀着沉痛隐忧。他幼年时就在家乡凤凰这片原始而古老的土壤上嬉戏玩耍。14岁从军以后,便跟随土著部队辗转于沅水流域,亲眼目睹了两岸的风土人情,绵延千里的沅江见证了他的成长。1922年当他只身进入北京这个色彩斑斓的大都市,经历逆境,目睹城里人的尔虞我诈,回想起故乡的一草一木,闭塞的凤凰小镇,醇厚的民俗风情激起了作者对故乡深深的眷恋。独特的乡下人的生活经历给沈从文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了他的灵感和智慧,也使他的小说洋溢着浪漫气息和古典情调。湘西在沈从文笔下是一个诗意的田园牧歌世界,没有现代文明的污染,民风醇厚、人性纯真,淡泊超然,散发着淡淡的忧郁。
沈从文把创作看成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自由表现。他不受任何传统与理论的束缚,创作思想一任其性,艺术风格极具特色。他所营造的湘西风情画般的文学意境,使他成为中国现当代少数几个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在小说中歌颂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人性在现代文明中的变异,崇尚自然、优美、健康不违背人性的审美情趣,“对人性美的赞美”是他始终不渝的艺术追求。沈从文的小说中质朴的语言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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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自然质朴人性的向往和尊重,诗意、含蓄、唯美的语言形式,又成就了他健康、高雅的美学追求,他的小说的语言风格是他不懈艺术美学追求的佐证。他着力构筑湘西世界,处处抒写湘西的风土人情,“对人性的美”是他始终不渝的艺术追求。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囊括了他最优秀的一批代表作,充分展示了其丰富的情感世界和深厚的文化内蕴 。他“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这些美到极致的文字,也将所赞的爱和美上升到人性的极致,卷袭着读者的心灵,产生了哀痛的共鸣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它是沈从文创作的一首美好的抒情诗、一副秀丽的风景画,也是支撑着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坚实柱石。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沈从文说得很明白:“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的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贯穿在作品中的“一件普通人事”就是湘西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它构成了小说的情节线索。
在边城明净的底色中,沈从文把自我饱满的情绪投注到边城子民身上,重点描绘了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塑造了作为“爱”与“美”化身的翠翠形象。翠翠在茶峒的青山绿水中长大,大自然既赋予了她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也养育了她清澈纯净的性格。她天真善良,温柔恬静,在情窦初开之后,便矢志不移,执著的追求爱情,痴情地等待着情人,不管他何时回来,也不管他能不能回来。翠翠人性的光华,在对爱情理想的探寻中显得分外娇艳灿烂。结尾处所状白塔下绿水旁翠翠伫立远望的身影,是具有着熠熠动人的人格力量的。作品中其他人物如老船工的古朴厚道,天保的豁达大度,傩送的笃情专情,顺顺的豪爽慷慨,杨马兵的热诚质朴,作为美好道德品性的象征,都从某一方面展现了理想人生形式的内涵。作为这些人物的活动背景,作者还浓墨重彩地渲染了茶峒民性的淳厚:这里的人们无不轻利重义、守信自约;酒家屠户,来往渡客,人人均有君子之风;“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总之,这里的“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俨然是一派桃源仙境。沈从文之所以对边城人性美和人情美作理想化的表现,其意就在于从道德视角出发,为湘西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注入美德和新的活力,并观照民族品德重造的未来走向。沈从文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说:“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他期待着将这种理想化的生命形式“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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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里或梦里”,去重造我们民族的品德。作者的这一创作追求无疑是建立在批判现代文明扭曲人性的基础之上的。联系沈从文全部小说来看,与《边城》相对立的,正是那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衣冠社会”。
一、清新的自然景物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的描写
“牧歌式”小说《边城》的问世把沈从文的乡土文学创作推向了颠峰。小说以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为背景。用优美、恬淡的笔墨,叙述了茶峒附近白塔下,碧溪岨渡口的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与周围的人们发生的故事。在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清新的自然景物使读者置身于诗情画意的美的境界,令人心旷神怡,这是沈从文乡土文学一个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边城”这座世外桃源中,作者向读者铺呈了一幅湘西世界山清水秀的水墨画卷。这里山峦叠翠、沟谷交错、山水相映,自成一幅优美的画面。“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走进边城,所见之处皆为青山绿水,令人不觉想起王维的五言律诗《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清澈的河流、清凉的山风、满眼的翠竹、生动传神的鱼儿都各尽其妙,和谐完美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诗情画意的优美意境。
文如其人,沈从文性格随和,其作品中描写的自然景色清新优美,呈现出柔和的暖色调,让人时时感受到春的气息。幼年时的沈从文想方设法说谎逃学,他将大自然看成一本“无字词典”,渴望置身其中,探索无穷的奥秘:四月小雨纷飞时捉蟋蟀,看着春笋破土而出;自己采药治病,认识了许多草药;学会爬树,认识各种树名„„在大自然中随心所欲地玩耍不仅放松了心情,也学到了私塾里学不到的知识。即使被罚跪房中,仍然想象水中的鱼儿,天空中的风筝,空山中的黄鹂„„独立的房间并没有束缚住他对自然的渴求与向往。除了大自然,社会中各行各业生意人的工作也吸引了他的注意:在针铺前看戴眼睛的老人磨针;伞铺前看人作伞;皮鞋店前看学徒上鞋;经过豆腐作坊倾听苗妇人的歌声;在扎冥器出租花轿的铺子看贴金、傅粉„„幼时的沈从文俨然是一个顽童,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感受大自然的芬芳,品位大自然的美景,一草一木都是新鲜的。社会的百物制作过程都能触动其心灵的琴弦,能够用心去感受生活、体验生活,对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深深的挚爱,正因为这样沈从文的乡土文学创作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清新气息,自然景物的描写更加直白、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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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犹如谱写着一曲轻松愉快的小乐曲。他在描写自然景物的同时,还着力于探寻湘西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世界里所形成的特殊风俗民情。湘西边城特异的文化景观在湘西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孕育而生。别具一格的吊角楼傍水而建,往来穿梭的各种渡船静寂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还有水边的古老碾坊、山寨、白塔„„景物描写与风俗人情的描写交织在一起,赋予小说浓郁的湘西地方色彩。异族风情,苗家习俗,一点一滴地在作家笔下有声有色的铺展开来。描写民俗风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沈从文笔下的边地山村是苗族的聚居地,异族的风情渗透进纯朴的民风中,如同一杯甘纯的清茶,让人回味无穷。作者对于苗家人民日常生活画面的描写犹如一幅幅清新的素描画,把人们带入古朴、安宁、优美的境界;而对于重大节日端午节的描写则勾勒出热闹、欢庆的氛围。
二、理想的人生形式
《边城》这样一部近七万字的中篇小说,几乎奠定了沈从文在三十年代乡土文学中的地位。1922年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当沈从文从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甚至带有原始情调的湘西走向大都市时,他所要面对的是另一个繁华的世界。目击上流社会的勾心斗角、人情冷漠,下层社会人民不幸的遭遇,他感受到民族的衰退及人们道德的沦丧。虽然身处闹世,脑海中那保守落后但秀美、古朴的湘西世界却仍然影象清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于是他总是尽心投入笔力,以“人性美”为轴心展开自己朴素的叙述,试图通过自己的创作使人们认识到这个民族过去的伟大处与目前的堕落处。他笔下的少女远离世俗,在大自然的养育下成长起来,淳朴美丽、自然清新。《边城》中的女主人公翠翠几乎是真、善、美的化身。风雨阳光赋予翠翠黝黑的皮肤,展现出健康之美;青山绿水的滋养给她的双眸注入了水晶般的灵气,显示出天然之美;将其比成小兽,对陌生人充满好奇,内心世界清澈透明。这个让人怜爱的少女身上还具有优良的品性,她与外祖父相依为命,从外祖父身上继承了中国劳动人民勤劳善良的品质。在这个农家少女身上,我们看到了作家所要赞颂的优美、自然的“人生形式”的雏形状态。她在恋爱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爱美,则更是真切感人。误解中与傩送初遇,用只字片语骂对方轻薄。祖父试探地问她“你试告诉我,愿意哪一个”时,她立刻娇嗔地把话题岔开,掩饰内心的真情,显现出初涉爱河的少女的羞涩。看划船时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傩送婚事,翠翠脸发火烧,心慌意乱,顿生烦恼,对身边的黄狗也没有什么好颜色。傩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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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下为她唱歌,酣梦中的翠翠被歌声所吸引,灵魂也浮了起来,梦中摘虎尾草。翠翠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山区少女,是一种生命的现象,是作者内心美好理想的化身。傩送则是一个淳朴的乡下小伙,在这人杰地灵的偏僻山地,两颗年轻的心靠拢了,一切显得那么自然。
老船夫则是边城世界“善”的代表,忠厚善良、慈爱可亲。他是边城里的“公仆”,几十年如一日,在碧溪岨为来往过客摆渡,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天职,任劳任怨。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人们期盼已久,都想看看龙舟竞渡的热闹场面,但老船夫知道乡下人看完龙船还要乘黑回家,忠于职守的他依然不离渡船。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靠国家发的三斗米,七百钱维持着祖孙二人的清贫生活。翠翠从小失去了父母,爷爷便尽自己的所能来弥补翠翠丧失父母的缺憾,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翠翠。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淳朴的人性之美。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亲人,翠翠对爷爷的爱,则是一种全身心的依赖和“穷人孩子早当家”的体贴。翠翠的陪伴使爷爷感受到人生的快乐,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已成为爷爷快乐的源泉时,她便很认真地对爷爷说,“我一定不走”,言语中充满了对爷爷的体贴。
沈从文笔下优美的“人性”,从下层人民身上散发出来,是我们民族勤劳真诚美德的体现。没有都市文明的物欲横流,一切都是真正的反璞归真,有的只是爱恨的纯真、诚实不欺,一切都听命的人的人性、人的热情。他笔下的人物如天真娇媚的少女、饱经风霜的老人、沦落风尘的妓女、宽厚大度的船总„„重义轻利、守信自约、豪侠正直、相亲相爱,是作家理想化了的自然的人性。边城的故事是美的,边城的青山绿水是美的,风土人情是美的,边城人那种沉浸于生活,融合于自然的心态更是美的。
三、暗藏的悲剧内蕴
作为一个受五四潮流冲击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沈从文悲剧美学观自成风格,没有严峻冷酷的悲壮场面,而是表现出类似于古典悲剧的哀婉情调。如果我们认真研读小说,就可以发现小说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实际上,在这些破绽的背后,隐藏的是作者心中隐隐的悲痛。沈从文先生曾感叹“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等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够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小说中的人物在田园牧歌式的背景下无不饱尝孤独的苦酒,或含恨而去、或孤苦地继续生存,然而美与悲剧同在。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基点在对于美学的追求之上,在他的观念中,试图用美的规律来建造自己的理想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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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中的人物之所以具有感人的美的魅力,就在于他们的本能欲望与道德规范相冲突时,不得不做出的自我牺牲,谱写了一曲凄美的爱情悲歌。山歌架起了翠翠父母之间爱情的桥梁,并唱出了自己爱情的结晶,这一切仿佛一个古老而优美的爱情传说。然而,这种本能的情爱却与他们面临着的责任构成尖锐冲突,男方不想破坏森严的军规,女方不想离开孤独的父亲。无可奈何之下,男方服毒身亡,女方随后吃了冷水而死,最终爱的欲望同道德冲突不可调和时,墓土间便呈现出两只翩翩起舞的彩蝶,留下了令人断肠的悲剧。同时也就在这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中完成了人物高尚情操,即优美人性的塑造。翠翠和二老本来两情相悦,但二老却无法走出哥哥死亡的阴影而随船出走,背井离乡。心中爱着翠翠,但自己觉得不应和间接害死兄长的女孩结成伴侣,当个人的欲望与道德观念发生冲突时,主人公选择了离开,翠翠只有冬去春来,独守渡口,默默地等待那也许一去永久,也许明天就回来的梦中人。分析悲剧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悲剧的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自己主动放弃了追求幸福的权利。在此,作家已经有意无意地向我们透露出自己所推崇的理想人性本身就具有无法克服的悲剧性。在处理乡村题材的作品时,他尽力用一种悲剧的美学效果反映生活在乡土社会底层的人们的不幸和悲苦。
生活也给了翠翠许多的苦难:父母早逝,生活清苦,在溪边与她相伴的只是一间简陋的小屋,一条破渡船,爷爷和黄狗。故事结尾,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爷爷也在忧郁中死去只剩她孤苦伶仃一个人。但翠翠并未因此觉得痛苦不堪,而是虽然忧郁但依然平静地生活着,等待着一个所谓的希望,而显现出了生命的完整。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不像其他的乡土作家那样,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而是走向了反面。他世代居住在湖南西部边远地区一个汉族、苗族、土家族杂处的山城——凤凰。正是因为作者对故乡美好的山川美景和对勤俭耐劳的人民热烈真挚的爱,才写出了具有浓郁湘西地方色彩的乡土文学。他笔下的宁静和谐的乡村社会渗透着原始道德的美感;乡下人品格更富有人情味;风土人情的描绘更能给人以理想化的满足。他在创作中更多地表现出的是对传统的认同而不是批判。沈从文极力化丑为美,以求得人生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他建构乡土文学世界和思考民族前途的现实基础。
沈从文与他的小说,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粲的明珠,它的光芒必将照耀着每一个穿越历史空间的灵魂。沈从文作品以它深厚的文化内蕴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活力,铸造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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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沈从文 《沈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2] 吴蕴东 《关于<边城>的主题》 吉首大学学报 1995年3期
[3] 朱栋霖 丁凡 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高等教育出版社 [4] 钱理群 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5]《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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