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布街》读书报告之简介

华中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 读书小组

诞生于16世纪的格拉布街曾是为生计挣扎的独立作家、新闻记者和出版商的传统聚居地，也是英国出版业的一个中心；它几经浮沉，在18世纪逐渐成为中产阶级获取消息、评论时事的主要渠道，成为英国重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极大地动员了公共舆论，在监督政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政坛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格拉布街》这本书正如它的名字，对格拉布街的兴衰沉浮和活动在格拉布街的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命运进行讲述，展示英国新闻出版业的一段经年往事。

《格拉布街》用通俗的语句，对于我们《外国新闻史》教材上一些一笔带过的典故，书里也描写得比较详细，通过每个事件的细节处，周详地将一件件大事小事串联起来，让人对英国的新闻事业往事有了总体的把握。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新闻史更迭发展的过程，是在与统治阶级的较量和革命中完成的。

荷兰商人乔治·威塞勒于1620年12月出版了第一份英文“科兰特”（“科兰特”并不是某一样专门的东西，而是当时对所有新闻出版物的一个总称），专门报道德意志三十年战争的新闻，运到英国销售。很快，英国媒介小册子也开始介绍有关三十年战争的消息。1621年，印刷商巴特和斯坦斯比被捕，英国国王禁止任何“科兰特”进入英国，并对“讨论国家事物的自由”严加限制。

尽管政府严加控制，但托马斯·阿切尔编制的英国第一份“科兰特”出现在伦敦街头。作为英国现代印刷新闻先驱，阿切尔遭到享有特许专利的书商公会的控告，最后入狱。英国统治着对出版印刷进行更严厉的控制。

1637年伊丽莎白一世设星法庭，更加严厉的控制新闻出版，星法庭成为新闻人的地狱。书中介绍了出版商们如何巧妙地躲避新闻检查。为逃避新闻检查，印刷商把格拉布街当成暂时的避难所。后来，生活困顿的作家，新闻记者从各地来到格拉布街。

真正揭开英国新闻出版业变革序幕的是1640年11月3日起召集的议会，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653年，被后世称为“长期议会”。在民众力量的帮助下，议会通过了好几项抑制王权、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的提案，还取消了多个封建王权的特权机构，其中就包括星法庭。政府为获得舆论支持，暂时放松对言论出版的控制，格拉布街迎来短暂的“小阳春”——出版业获得了短暂的出版自由，而报人们就是趁此机会参与到了议政工作中。英国记者第一人塞谬尔·波克躲在

议会大厅偷听议员们的发言，为《议会纪闻》供稿。《议会纪闻》的热销和丰厚利益很快引来众多出版商的效仿。接着，很多具有明显党派性质的刊物，《宫廷信使》、《公民信使》等信使出现。

1655年，克伦威尔就任护国主后采取更严厉的手段管制出版业，甚至亲手检查书报。1662年《出版许可法》颁布，几乎恢复了星法庭的所有法令，英国新闻业再遭垄断。1665年，伦敦爆发瘟疫，政府由于对信息的需要，放松出版管制。1695年《出版许可法》的废止对格拉布街的发展意义深远，在实现出版自由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

17、18世纪咖啡馆成为市民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咖啡馆特点在于店主将近日信息贴在墙上，并订阅有外国刊物，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在这里感受到真正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对很多人来说咖啡馆成为生意、新闻、教学的代名词，他成为人们用以互通信息，互通有无，品评事实的去处。并成为伦敦商业生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中心场所。这种情况的影响在于一方面满足市民需求，记者、文人从这里观察生活，获取信息来源；一方面遭到国王查理二世、妇女以及酒馆老板的强烈反对。不管怎样它都为英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营养和生长的条件。同时出现的还有《闲谈者》、《旁观者》这两种受市民普遍欢迎的两种刊物。它们侧重于社会评论及文学评论。在咖啡馆中闲谈的人大部分是这两种刊物的读者。《闲谈者》主要供关心公共事务的市民阅读。这些道德文章教导民众、开启民智，在有意无意中承担了思想启蒙的重任。通过在咖啡馆的广泛阅读，读者逐渐培养其批判的意识，成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但是，新闻业的发展随着政局的变动而变动。18世纪托利党人取代辉格党人上台执政，致使很多格拉布街文人创办的刊物因政治原因停刊。这两种刊物也不能幸免。

当时英国社会的背景是，政党政治繁荣，政坛此起彼伏对新闻产生极大的影响，不仅是辉格党（当时英国的一个政党，19世纪中叶演变为英国自由党，1679年议会讨论詹姆斯公爵是否有权继承王位时，持反对意见的即为辉格党）和托利党（产生于17世纪末，19世纪中叶演变为英国保守党。“托利”一词起源于爱尔兰语，意为不法之徒，歹徒，他们就是赞成詹姆斯公爵有权继承王位的）之争，还有宫廷党和地方党之争以及宗教之争。而当时文人、记者、新闻业也成了简单的工具。与此同时，格拉布街拥挤着大量文人、记者，大都生活困顿。17、18世纪日益松弛的出版检查制度，使得政党倾向性较强的观点大行其道。各类政党

报刊如雨后春笋，也促使报刊津贴制度的诞生，两党的“慷慨解囊”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格拉布街文人的生计问题，使得这种制度得到多方认可。而所谓政府津贴制度，就是由政府或政府反动派出钱“贿赂”报刊的印刷商、发行人以及撰稿人，或者由政府直接出资创办刊物，以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18世纪文学商业化浪潮使得新闻必定与市场、金钱联系在一起。其中典型的代表是丹尼尔笛福。他起初是辉格党人，后来却接受了托利党政府的政治津贴，为其编写党报以及杂志。在托利党失势之后，他又重新投奔辉格党，作其党报的主要撰稿人。在当时的格拉布街，像笛福这样的作家比比皆是。他们都是为了生计而写作。后来，一位名叫塞缪尔约翰逊的博士在出版了《辞典》之后，发表了一篇名为《致切斯特菲尔德爵爷书》，这是格拉布街文人脱离贵族提携和保护的宣言书，标志着文人不得不依附权贵的时代结束。

而18世纪的英国的议会，作为英国代议制的重要象征，议会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18世纪的英国议会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民主，享有选举权的英国居民不足5%，而且有很多贵族世家通过权势和金钱获得议席。此时的议会大多是由政府控制，而且议会还重申1660年地禁令，即禁止发布议会开会的报告。而当时人们仍然迫切想要知道议会的开会情况，这就使得格拉布街冒险行动，也就开始可他们的漫长而又曲折的争取报道议会进程权的斗争。

小册子印刷商托马斯首开先河，创办了专门报道议会新闻的《议会进程日报》，在政府的严厉打击下，格拉布街并没有认输，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增加禁令，但格拉布街却一次比一次顽强，1738年5月，《伦敦杂志》为了避开议会禁令的锋芒，迂回报道议会新闻，他们成立了一个政治俱乐部，他们通过俱乐部里的可以参政的议员获得议会新闻，同时并不透露他们的姓名，而这一举动却成功挫败议会禁令，这无疑是格拉布街在斗争中的一个胜利。而后也有其他的报纸仿效《伦敦杂志》，他们借用小说人物来报道现实生活中的英国议会新闻。由于议会禁止记者进入议会旁听，报人也只有简洁的通过各种渠道打探议会辩论的各种消息，有时候甚至是想象。在当时政府的严厉控制下，格拉布街也只能采用这种虚拟性的报道方式来报道议会新闻。

在沃波尔辞去首相一职后，民众对议会新闻的关注度相对减弱，直到18世纪60年代英国政局的变动使得格拉布街再次关注议会新闻，乔治三世继位后，

他使得议会几乎完全成为他手中的工具，他的专横、议会的谄媚又一次把民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议会，所以这个时候报道议会新闻的报纸就比以前更受欢迎，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纪事晨报》。

尽管以《纪事晨报》《绅士杂志》《公报》为代表的格拉布街在18世纪三四十年代及60年代开启了报刊报道议会新闻的新纪元，但议会却仍试图否认民众对议会辩论及决议的知情权，议会法庭有对包装的印刷商施以暴力，对报刊进行打压。其中最厉害的就是王室对报人的抓捕事件，这使得议会与伦敦再一次冲突，而此时的民众完全的愤怒了，他们反抗了，民众的力量使得政府不敢再阻止格拉布街报道议会进程，一直到19世纪，格拉布街报道议会新闻一时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机，格拉布街获得了报道会议新闻的全面自由！

以上就是通过整合我们小组的文章，大致地梳理了一下《格拉布街》这本书所描写的英国新闻往事，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欢迎借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