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而信’’到“利相关＂： 人际信任的转向 一项关于人际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 朱虹 内容提要依据差序原则建立的“亲而信”的人际信任模式，正在被“利相关”的理性取向所代替，这是中 国社会宏观结构转型对微观人际交往过程的深刻影响。通过２０００份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和３Ｏ个深度访 谈的调查研究，本研究全景式地勾勒出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人际信任危机的状态，揭示了中国入的人际信任由 关系向理性的转向。 关键词人际信任 差序原则 理性取向 社会转型 研究背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人际信任危机 ２１世纪是人类社会史上最复杂多变的时代，日新月 异的网络信息技术、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多元与异质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信任基本上就是指人 的文化纠结，这些令人眩晕的全球性社会变迁，带来了政 际信任，而人们彼此之间信任与否，多半是因为相互之间 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方位的高风险与不确定性，“我们 “关系”如何而定。中国学者的本土研究也特别强调“关 正处于风险社会”（Ｂｅｃｋ、Ｇｉｄｄｅｎｓ＆Ｌａｓｈ，１９９４）。与整个人 系”对于中国人人际信任的重要影响。按照费孝通先生 类的发展趋势相一致，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由传 所说的“差序格局”（费孝通，１９８５），亲人、熟人、陌生人之 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根植于这样一种转型社会背 问的信任程度，随着同心圆的外扩愈发微弱，直至无任何 景之下，中国乡土社会的“亲而信”的信任模式正在遭遇 信任可言，因此亲人最可信，可疑的则都是陌生人。长期 来自两方面的考验。 以来，在“关系本位”的传统社会里，就信任而言，关系的 其一，来自于关系约束力量的减弱。传统中国社会 亲疏远近成为信任的准星，据此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熟人间的信任 信任模式——“亲而信”。 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石，但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转型， ＊本文系朱虹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诚信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０８ＢＳＨ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组成员南京大学心 理学系研究生马丽、张科、郁检检、周宇峰承担了大量调研工作；江苏省社科院徐琴研究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翟学伟教授、方长春副教 授、李中权博士多次参与课题讨论，在此一并致谢１ １１５ “亲而信”到“利相关”：人际信任的转向 商品经济大潮声势浩大、扑面而来，生意圈内“杀熟”的现 本。由于现代性与信任有本质的关联（吉登斯，２０００），我 们按照现代性发育程度进行调查地区的分层抽样。由于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化速度较快、人口流动 较为频繁，现代性程度总体高于内陆地区；而在内陆地区 中，由于中部的发展较西部来说较早也较为完善，因此现 代化程度也应高于西部地区。据此，我们将全国分为四 象屡见不鲜，尤其是数以百万之众的传销队伍，利用人们 的熟人关系编织销售网络，成为“杀熟”的重灾区，这无疑 削弱了熟人信任的效应，动摇了社会信任的基础。 其二，来自于社会流动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是 农耕社会，其最大特点是土地不能移，这大大限制了他们 流动的可能性（翟学伟，２００３）。１９４９年后的中国社会，国 家通过单位、户口和城乡二元结构严格控制社会流动的 个不同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中部内陆地 区以及西部内陆地区，并从中抽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区域 制度藩篱被打破，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根据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２．６亿（马建 堂，２０１１）；与此同时，城市人频繁地更换职业、身份和居住 地，传统的、稳定的、长久的、可预见的人际关系开始渐渐 被易变的、短暂的、匿名的交往模式所取代，人际信任的 风险由此而生。 总体而言，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人们之间的交 往模式发生了变化，血缘亲情的纽带开始松弛，传统的乡 土地域限制已被打破。太多的利益纷争、太多的博弈权 衡、太多的短期交往，导致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多 变，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渐行渐远，“信任荒”已然成为 当代中国社会的醒目现象。而我们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本项研究，即意在客观描述当下中国人的人际信任状况 与演变趋势，并进一步探寻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人际信 任发生机制。 研究设计和过程 信任有十分普遍的意义，同时又是一个同价值观、生 活态度等内隐性社会心理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因此，有 关信任的研究就有必要综合使用定量和定性两种基本的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体说，我们既有必要通过较大规 模的问卷调查去了解人际信任的普遍状态；同时，由于信 任的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隐藏在大量的１３常的社会互动 过程之中，所以也需要使用以访谈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 才有可能获得比较深入、丰富的感性资料。我们从年龄、 职业、学历和地区几个纬度选择了３Ｏ多个典型个案，每个 个案都进行２—３小时的半结构深度访谈，意在了解人们 对信任的理解，并从中国人个体生命史和日常生活事件 中探寻影响信任的主要因素，以及产生信任或信任瓦解 的发生环节和过程。 在访谈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文献资料，我们编 制了“社会诚信调查问卷”，经过若干次修订后在全国范 围内展开了调查。为了保证调查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以 及对总体的代表性，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样 ｌ１６ 进行调查研究。另外，长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同 一地区市民与农民迥然不同的收入水平、生活方式和社 会心态，因此在信任水平和模式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多 数学者认为，总体来讲，我国城市中以基于结构的制度信 任为主，而农村中则以基于关系的人际信任为主。总之， 根据现代性的发育程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特征，我 们选取了上海、南京、深圳、太原、成都、启东、江苏农村、广 州农村、河北农村、四川农村作为调查地点，按照性别、年 龄、学历、收入、职业和出生地等人口特征进行加权抽样， 力图使调查对象具有最充分的代表性。需要说明的是， 对出生地的人口特征的强调，是因为在前期探索性调查 过程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出生地和现居住地在经 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差异迥然，因此我们认为个体生命 历程中的地域迁徙对人们的信任倾向和信任模式有较大 影响。本次调查总计发放问卷共计２０００份，回收有效问 卷１６４７份，有效率８２．３５％。值得说明的是，每份问卷都 是由课题组成员进行的面对面的访问填写，由此得以确 保问卷调查的质量，最低程度地降低问卷调查过程中产 生的误差。 围绕本篇论文呈现的研究主题，我们试图要弄清以 下问题：（１）关系的亲疏是否仍然决定了信任的程度？（２） 在与陌生人互动和交往频繁的今天，我们能否信任陌生 人？（３）家人之间的信任发生了什么变化？（４）影响人际 信任的重要因素有哪些？（５）人们会怎样规避信任风险？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有关人际信任研究只是我们进行的 “社会诚信建设”课题研究中的一部分。 调查发现与分析 １．关系亲近程度和信任程度：关系的亲疏影响了信任 程度？ （１）对不同群体的信任程度调查 我们选择了９种不同的群体组织来测量人们对其的 信任程度，包括：老乡、邻居、网友、同学（校友）、同宗教信 仰的人、工友／同事／合伙人、玩伴（牌友、棋友、舞伴等趣缘 毕海２０１１．４ 群体成员）、党组织／团组织和居委会／村委会。信任程度 用数值１至５表示，１表示极不信任，２表示比较不信任，３ 我们意在分析，是不是关系的亲近可以决定信任的程度？ 因此，我们进行了两个题目间的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是 表示一般信任，４表示比较信任，５表示极为信任，调查结 肯定的。如表１所示，对于任何群体来说，亲近度和信任 果如下图１所示： 图１不同人群的信任程度调查总体概况 统计结果显示，人们对网友的信任程度最低，均值只 有１．６８，其次是牌友，均值为２．３８，再其次是居委会／村委 会，而位居信任程度最高值的是同学、校友这个群体，均 值为４．３２，其次是老乡和工友、同事，分别为４．２和４．１６， 其他人群的信任程度处于中等水平。无论是同学、校友 以及工友、同事等学缘和业缘关系，还是邻居等地缘关 系，彼此高度信任的原因在于：比邻而居、同窗学习、一起 干活，必然发生频繁的日常互动，进而产生情感联结，同 时彼此熟知可以规避一定的信任风险。由此看来，地缘、 业缘、学缘是发生人际信任的重要纽带。 我们也将各种人口变量在不同人群信任程度上的差 异进行了比较，但限于篇幅所限，无法一一进行结果的呈 现。在此，只将结果总结如下：对“老乡”和“邻居”的信任 程度比较高的群体有以下几类：出生于乡镇、农村、学历 较低和年龄较大的人；而对“同学、校友”、“玩伴”和“工友／ 同事”信任度相比较高的则是出生于城市、学历较高和年 轻的人；年轻人除了较信任“同学”、“玩伴”和“同事”外，对 其他群体的信任度都低于年长的人；学生除了较信任“同 学”和“玩伴”外，对其他群体的信任度都比较低，这与他 们的社会交往实践和经验有关。 对于以上结果，可能的解释如下：“老乡”和“邻居”都 是较乡土和传统的观念，农村人及老年人的认同程度较 强，而城市人、年轻人和学生群体对此意识淡薄，因此他 们表现出对邻居和老乡较低的信任度；与此同时，他们更 愿意去信任和自己互动频繁、情感密切的“同学”、“玩伴” 和“同事”。 （２）关系的亲疏是否决定了信任程度？ 在本研究的问卷中，除了让调查对象对不同群体进 行信任程度的选择，我们还让被调查对象从这几种群体 中来选择他们认为的亲近群体，通过这两个题项的结合， 程度间的相关都是显著的。这表明，虽然现代社会在遭 遇种种考验，在经历种种冲击，虽然已经出现种种的信任 危机，但关系的亲近仍然是中国社会中的人际信任程度 息息相关的重要因素。 表１对不同群体的亲密度 和信任度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群体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显著性 老乡 ０．２８５ ０．Ｏ００ 邻居 ０．３８１ ０．００ｏ 网友 ０．２３３ ０．Ｏ００ 同学、校友 ０．２６０ ０．０００ 同宗教 ０．１９１ Ｏ．０００ 工友／同事 ０．２７２ Ｏ．０ｏｏ 玩伴 ０．３４９ ０．Ｏ００ 党团组织 ０．３０５ ０．００ｏ 屠委会？村委会 ０．１９４ Ｏ．００ｏ 汪：＊＊Ｐ＜０．ｏ１。 ２．养儿防老和夫妻关系：对家人信任吗？ “家人”包含了夫妻、亲子、兄弟、姐妹这几种关系。对 家人信任水平的测量，我们选择了夫妻和亲子两种最亲 密的家人关系。本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题目是关于对“子 女”信任的，让被调查者选择是否同意“养儿防老不如养 房防老”的说法。还有两个题目是涉及到对配偶的信任 的，让被调查分别选择对“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 自飞”以及“夫妻之间应该进行婚前财产公证”这两种描 述的同意程度。由不同意到同意分为５个等级，不同意为 １分，比较不同意２分，说不清３分，比较同意４分，同意为 ５分。表２列出了这三个题目得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以 及被调查者的有效数目。 表２涉及配偶和子女信任的 三个题目的描述统计结果 题目 Ｎ 均值 标准差 养儿防老不如养房防老 １６１３ ２．２３ １．３０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１６１１ １．８ｌ １．１３６ 夫妻之间应该进行婚前财产公证 １ｓ７２ ３．４６ １．３１７ 可以看出，对于“养儿防老不如养房防老”观念的表 述，其均值为２．２３，介于比较不同意和不清楚之间，这表 明，虽然人们还是倾向于认同养儿防老，但这个倾向性在 现代社会已经大打折扣，人们已不再对养儿防老确信不 疑。对于“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种观念， ｌ１７ “亲而信”到“利相关”：人际信任的转向 人们的同意程度的均值为１．８１，还是不太同意的，倾向于 相信夫妻之间可以共度患难。而对于“夫妻之间应该进 行婚前财产公证”这种观念，同样涉及夫妻信任，我们得 到的却是不同的结果，人们的赞同程度得分的均值为 ３．４６，介于不清楚和比较同意之间。看来，人们虽然认同 夫妻间患难与共的角色伦理规范，但对夫妻关系是否稳 定并不乐观，婚前财产公证自然就成为防范婚姻解体导 致“人财两空”的制度保证。 统计的交叉检验结果显示：对于“养儿防老不如养房 防老”观念，出生于城市的人同意程度显著高于出生于乡 镇／农村的人。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对于传统的农村人 来说，“养儿防老”的观念还是比较根深蒂固的，而且，农 村人对“房子”的依赖和价值感知显然不能与城市人相比 （在农村，房屋的出租和出售都几乎没有现实性，这是他 们对房屋的价值感知较低的主要原因），我们的访谈发 现，很多农村人会觉得“养房防老”这种说法很滑稽，不明 白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种说法。不过，城市人已经很大 程度上接受这一观念，而且，学历越高，收入越高，越倾向 于同意“养儿防老不如养房防老”观念。 对于“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一观念 交叉检验的结果如下：出生于农村的人相比出生于城市 的人更不认同这种观点，学历越高则越倾向于认同该观 点。“夫妻之间应该进行婚前财产公证”这一观点来说， 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职业类别上，学生对“婚前财产”观点 的同意程度是最高的，其均值为３．８２；同意程度最低的是 农民，均值为３．２１，两者之间的差异显著。 ３．“扶老人”的纠结：对陌生人的信任与风险 为了检验人们对于陌生人的信任，我们设置了这样 一个题目：“大街上如果有老人摔倒，你会……”，备选答 案包括“毫不犹豫去搀扶”、“害怕担责任，除非有证人否 则不敢搀扶，或直接让１１０来处理”、“怕惹麻烦，视而不 见”和“不清楚”这四个。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具 体分析。 调查结果如图２所示，高达４９．５％的人选择了“害怕 担责任”，其次是选择“毫不犹豫去搀扶”的，比例为 ３１．１％。这说明，普遍来讲，人们对于陌生人的防范心理 是比较强的，不敢轻易去相信，造成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 有很多：媒体的报道、他人的生活经验以及自己的亲身经 历都会影响到人们面对该类事件的行为选择。 在出生地差异导致的不同选择上，出生于农村的人 选择“毫不犹豫”的比例比城市人要高，卡方检验显示，Ｐ＝ ０．０００＜０．５，差异显著。出现这种差异的更大原因还是在 １１８ 于农村人所生活的环境是相对较固定的，生活区域也较 狭小，对于陌生人的可掌握性、可控制性相比城市要较高 一些，因为他们会比城市人更愿意去选择“毫不犹豫”。 图２对“扶老人”的总体选择情况 在年龄差异上，中年人（３１—５５岁）的防范意识更强， ５３．６％的中年人选择了“害怕担责任”，该比例高于其他两 组；相应的，选择“毫不犹豫”的人口比例则是中年人最 低；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有高达１６．１％的老年人选 择了“怕惹麻烦”，这一比例远高于另外两组，分别为 ９．３％和７．０％。卡方检验显示Ｐ＝０．０００＜０．０５，表明差异 显著。 ４．影响人际信任的因素探索：从借钱问题切人 “借钱问题”对于人们来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其中蕴含了太多的心理纠结、博弈和思虑。是否信任对 方是人们决定是否借钱的重要因素，那么人们究竟在信 任什么呢？相信双方的关系，所以愿意借；相信他人人 品，所以愿意借；相信他人能力，所以愿意借……。我们 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这样一个相关的题目：“如果有人向 您借钱，您决定借不借时考虑的因素是……”，选项共有８ 个，分别为：关系亲疏、对方的信誉、对方的偿还能力、自 己目前的经济状况、借钱原因、是否有担保人，是否开借 条以及其他。被调查对象要从这８个选项中选择三个并 进行排序，第一因素是什么，第二因素是什么，第三因素 又是什么。图３中显示了人们的选择情况，图表中的百分 数指的是在所在被调查对象中，选择某个选项的百分数。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第一因素来说，“对方的 信誉”、“对方的偿还能力”和“关系亲疏”是人们选择较多 的，选择比例分别为３４．４％，２４．２％和２３．１％。这表明人 品、能力以及关系都是人们可能会优先考虑的因素；对于 第二因素来说，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对方的信誉”、“对方 的偿还能力”和“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比例分别为 ２６．２％，２５．９％和１８．６％；对于第三因素，“对方的信誉”、 “对方的偿还能力”和“借钱原因”都是人们要需要考虑 的。总体来说，人们在“借钱问题”上会更多考虑的因素 包括：对方的信誉、对方的偿还能力和自己目前的经济状 睾海２０１１．４ 况；较少会考虑的是：是否有担保人和是否有借条。在风 分析。 险社会下，人们会更多考虑对方人品、能力，虽然说“担保 人”和“借条”是具有法律约束力量的，但中国人的日常生 活中还是不倾向于选择用这种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图３对“借钱”问题考虑因素的选择情况 ５．最信任怎样的年龄群体：操控感还是信任感？ 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这样一个题项：以下不同的年 龄群体，您最信任哪一类，最不信任哪一类；按年龄分为 儿童（０—１０岁）、少年（１１—１８岁）、年轻人（１９—４０岁）、中 年人（４１—５９岁）以及老年人（印岁及以上）五类人群。 通过大样本的调查，我们发现，民众最信任的群体是 未被社会化的儿童，５６．７％的人选择了这一项，是儿童的 天真与纯洁让大家感受到了信任呢？还是儿童的孱弱使 人消除了惧怕？排在第二位的是对老年人的信任，比例 为２５．７％；在人们的印象中，老年是慈爱、和善、不会欺骗 人的，但我们又可以看到，儿童和老年其实都属于社会上 的弱势群体，他们实施欺骗的行为能力不强，而且容易被 操控，他人弱势引发的安全感，在一定程度上会增进人们 的信任感。对其他三类人群的信任度则比较低，其中，对 年轻人的信任是最低的，只有３．９％的人选择了这一项， 而高达５５．５％（如图４所示）的人选择了最不信任年轻人， 看来年轻人的信任状况堪忧。有趣的是，年轻人也是所 有年龄群体中社会信任程度最低的群体。无论作为信任 的主体还是客体，青年人的信任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研 究。我们从访谈资料中可以看到，成年人往往认为年轻 人“没定型、没成家所以没责任感”、“性格反叛、冲动、情 绪化”、“做事不靠谱”，由此可见行为模式不稳定的群体 特征可能是人们最不信任年轻人的原因之一。另外，还 有一些被访者经常看到媒体报道的聚众斗殴、偷窃抢劫、 骗财骗物等违法犯罪案例也多是出自年轻人，这可能也 是导致对他们不信任的另一重要原因。具体数据见图４ 和图５所示。 我们将在下文对这一题项选择所存在的人口学变量 上的差异进行分析，因为最信任群体和最不信任群体存 在较好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只对最信任群体进行相关 图４对最信任的年龄群体的总体调查 图５对最不信任的年龄群体的总体调查 我们首先通过卡方检验分析出生地差异的影响，检 验结果Ｐ＝０．００８＜０．０５，表明差异显著。出生在城市的人 更倾向选择最信任儿童及年龄较轻的人；出生于乡镇、农 村的则更信任中老年人。第二，学历差异。学历差异的 卡方检验结果Ｐ＝０．０００＜０．０５，表明差异显著。学历越高 越倾向选择信任儿童；而学历越低，越倾向于信任中老年 人。第三，职业差异。我们区分了五种不同的职业类别， 职业差异的卡方检验Ｐ＝０．０００＜０．０５，表明差异显著。军 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选择最信任儿童的比例最高， 高达６５．９％，农民则最低，为４５．２％；农民和无业、离退休 人员选择最信任老人的比例较高；第四，现居地差异。现 居地在该题项的差异也是显著的。现居城市的人相比现 居农村的人选择最信任儿童的比例较高；农村人选择更 信任老人的比例最高。以上这些枯燥的比较数据，隐藏 着鲜活的社会学想象力。在前期深度访谈过程中，何谓 信任是我们重要研究主题。我们发现信任的概念在中国 人的Ｅｔ常生活中不但包含了没欺骗能力、没欺骗心机、温 良和善之外，还隐含了能否具备可傍依的能力——即：可 靠。赤子之心的儿童固然天生温良性善，但却完全不具 备可靠的能力，所以对于那些相对处于社会较低阶层的 低学历者、来自农村或现居农村者、农民以及无业、离退 休人员等弱势群体，更愿意信任有权威、能力和阅历的老 １１９ “亲而信”到“利相关”：人际信任的转向 年人而不是儿童。与之相反，城市人、学历越高的人，以 及职业地位较高的军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 能力远远高于孱弱无助的老人，在儿童与老人之间做选 择，就更信任天性纯真的儿童，基本不会考虑老人比儿童 更有能力所带来的可靠感。 结语和讨论：人际信任的转向 助。借钱问题与利益和信任高度关联，调查显示借钱基 本上只能发生在家人与熟人之间，亲近关系依然是很重 要的信任基础，但也只是借钱的前提条件，借与不借的关 键因素是信誉和偿还能力。许多人表明写借条和找证人 也不会促使自己借钱给对方，但是同意借钱后，靠谱、懂 事的人一般都会主动而坚决地打借条，让人多少增加点 安全感。对日常生活世界中信任事件分析，我们能清楚 我们的研究发现关系的亲疏仍是中国人人际信任产 看到关系取向和利益取向是如何复杂、纠缠地存在信任 生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重要因素，西方社会所倡导人 品、能力、交往过程等理性因素在信任发生的过程中开始 起到重要作用。我们选取家人和熟人这两种典型的亲近 关系来检验“亲而信”的人际信任模式是否依然有效。 “养儿防老”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传统角色规范，是不容置 疑的信任关系，但是今天的父母已经不能完全指望养儿 防老，于是出现了新的养老模式“养房防老”。虽然访谈 中有很多人表达“养房也不一定防老”的观点，但和“养儿 防老”相比更多的城市人还是认同“养房防老”。夫妻关 系间亲密与互助的角色规范依然是人们的共识，所以无 论是传统乡村的农民还是现代都市的市民都不赞同“夫 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的说法。是否支持“婚 前财产公证”是对婚姻关系未来预期的风向标。婚姻家 庭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最可靠的生活共同体，家人最 可信不但是一种社会态度，简直就是信仰。问卷调查和 访谈结果显示：面对婚姻关系的脆弱性，农村人采取抗拒 的姿态，城市的中年人痛苦纠结、彷徨无助，而新生代年 轻人主动选择规避婚姻风险的制度信任——“财产公 证”。牢不可破的家人之间的原始角色信任开始出现利 害关系的权衡。与此同时，熟人之间的信任建立，更多来 自频繁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熟知、可靠与认同，而不再 是由角色关系带来的情感联结。信任作为一种社会态 度，其形成是由认知和情感两方面构成，传统“亲而信”的 模式，人们看重的是关系，是对亲近角色规范的深信不 疑，进而滋生出的情感信任。今天，熟人间的信任更多的 是理性认知而不是情感导向。陌生人在传统熟人社会都 是被提防的可疑者，但是都市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大 量的社会互动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我们以人们是否 “搀扶老人”来检测面对陌生人，人们能否履行举手之劳 的义务与伦理。高达一半的调查者表明：害怕担责任，除 非有证人否则不敢搀扶。今天，搀扶老人竟然包含了很 大的信任风险，一些聪明的老人，在洞悉路人利害权衡的 复杂心理之后，会事先向围观人群大声表明“我是自己摔 倒的”，以达到消除助人者预设的信任风险而顺利获得救 ｌ２０ 发生过程之中。人际信任模式正由“亲而信”向“利相关” 转向。 那么，这样一种信任模式的转向是如何发生的？这 便涉及到西方社会学的两个重要概念：现代性和风险社 会。现代性始于１７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漫长的 发展和完善，至今已成为在世界范围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网络信息的膨 胀以及文化的变迁、社会关系的嬗变都是现代性的产物。 现代性的发展一方面给人类带来显而易见的福音和便 利，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和人类自身带来了分裂和冲突。 向现代性迈进就不得不意味着和过去告别，为了追求现 代生活，人们不得不离开或放弃原有的熟悉的生活方式， 现代性和传统型成为一种对立的概念。这种对立如同人 在走路时所遇到的一个突然而至的阶梯，虽然阶梯的高 度并不是太高，但一时的难以适应、不安和焦虑却是在所 难免的。现代性的核心意义在于，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志 的社会变迁引发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安”（翟学伟， ２００８），现代性就是“寻求一种对不安的答案”（马尔图切 利，２０ｃｒ７）。 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一致，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在 受到现代性的影响，正处于这样一个不安的时期。现代 性使中国的工业、科技飞速发展，信息的数量爆炸般增 多，对知识与信息的争夺造成了各种矛盾和冲突，甚至信 息真假的辨识成为一个新的课题；现代性使市场经济大 潮如火如荼，社会流动加快，人们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追 求，社会关系变得更为复杂，风险便也由此产生。 从某种程度而言，风险就是现代性的产物，人类社会 正在向风险社会的转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由传统社 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向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其变迁过程中 发生了巨大的断裂，由此也引发了人际交往中的信任危 机。传统的中国社会情境下，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使得 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域，形成以血缘、地缘为主 要特征的“熟人社会”。人们之间以当面、在场的熟悉和 了解为依据，以熟人社会所共有的行为规范、风俗习惯为 制约，人们之间的交往模式以血缘、亲情及地缘为纽带和 保证，这种模式下，人际之间形成一种“亲而信”的信任模 式。 现代性与高风险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在这 种社会变迁的情境下，人们的活动从封闭性的地域中抽 离，传统的地域限制被打破，传统的、稳定的、长久的、可 预见的人际关系开始渐渐被易变的、短暂的、匿名的交往 模式所取代；急剧的社会流动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的短期 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多变，这让人们产生 了忧虑和不安。如何能减弱这种伴随风险而来的消极情 绪，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尽一切力量来规避可能的风险，这 便是人们比较信任儿童和老年人的原因。儿童和老年其 实都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这种弱势让大家感受到操 控所带来的安全感。此外，风险社会滋生出太多的诱惑 和不确定因素，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太多的利益 纷争和博弈权衡，关系不再是信任产生和维系的保证，人 们会通过理性的利害权衡，比如信任他人的人品和能力， 准备“养房防老”，认同婚前财产公证等，以期降低人际信 任的风险。 从“亲而信”向着“利相关”的信任模式转向，这是社 睾海２０１１．４ 会转型所带来的。只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是：人际信 任如何以新的机制得以重新建立？社会信任的基石如何 从人际信任转变为制度信任。“利相关”的人际信任模式 会带着中国社会走向何方？聊 ①关于人际信任的发生机制，我们将在课题组的另一篇论文 “人际关系发生机制探索——相识关系的引入”中加以讨论。 参考文献 １．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图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 ２．翟学伟：《社会流动和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 的求职策略》，《社会学研究）２ｏｏ３年第２期。 ３．翟学伟：《信任与风险社会——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社会 科学研究）２ｏ０８年第４期。 ４．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５．达尼洛・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６．Ｂｅｃｋ，Ｕ．，Ｇｉｄｄｅｎｓ，Ａ．，＆Ｌａｓｈ，Ｓ．Ｒｅｌｆｅｘ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作者简介：朱虹，博士，南京大学管理学院副 教授。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责任编辑：毕素华） ｌ２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