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经历对鲁迅、汪曾祺作品风格的影响比较

童年经历对鲁迅、汪曾祺作品风格的影响比较

作者：顾琢成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02期

摘 要：鲁迅和汪曾祺，都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乡土作家。本文试图通过对他们身世、求学之路等的比较，探寻童年经历对他们人格形成和作品风格的影响，以此深化对他们作品的理解。

关键词：童年经历；鲁迅；汪曾祺；作品风格；影响；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0-02

鲁迅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中国乡土文学的开创者，文章辛辣冷峻，陈西滢之“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的评价固然带有其个人的主观情绪，但鲁迅自己也曾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而汪曾祺，则得另一文学大家沈从文的真传，文字清新自然，“融奇崛于平淡”（汪曾祺《自报家门》）。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为什么鲁迅和汪曾祺这两位都生长在江南水乡的作家，他们的写作风格有着这么大的差异？在两人截然相反的写作风格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共同特质？ 本文将以此为话题，着重关注两人成年以前的成长经历，探寻那一方江南水土对两人性格形成和写作风格的影响。 第一部分 望族之后

鲁迅和汪曾祺都出身当地名门，都有着相对幸福的幼年时代。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曾任翰林院庶吉士、中书舍人，为天子近臣，父亲周伯宜为当地秀才；汪曾祺的祖父汪嘉勋是清朝的拔贡，父亲汪菊生是金石、书画、体育皆通的全才，家有良田千亩，商号数间。良好的家庭出身，为他们接受优良的教育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虽然鲁迅和汪曾祺都出身望族，但家庭在两人的成长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鲁迅的父亲对他要求极其严苛，是一种典型的封建大家长作派。年幼的鲁迅没什么娱乐活动，有一次终于要去离家六十多里的东关看庙会。然而就在全家人等着小少爷上船时，父亲周伯宜居然让他背诵《鉴略》，不背熟不准走。好好的一次逛庙会就这样变得扫兴了。鲁迅先生在《五猖会》中写道“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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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事。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鲁迅作品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性，其形成因素很多，但童年封建家庭的压抑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性格和作品风格。 反观汪曾祺，他的家庭氛围可以用轻松活泼来形容。他的父亲是个“孩子头”，喜欢和孩子一起放风筝、唱戏。汪曾祺十几岁学会抽烟喝酒，之后“他（父亲）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汪菊生对儿子的成绩关心而不强求，任由汪曾祺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地发展。幸福快乐的童年生活对汪曾祺的思想情感、人生理想和生活情趣影响深远，也造就了他平淡质朴的语言风格。

鲁迅和汪曾祺在童年时，都经历了家庭变故。鲁迅的祖父在鲁迅十二岁时因科举舞弊案被革职下狱，家道开始衰落；父亲在他15岁时因病去世，更可谓雪上加霜。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不得不承担起生活的重担，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世情的冷暖，一方面极大地打击了他的心灵——他日后的独来独往、不畏权贵，亦或尖酸刻薄、睚眦必报，都与此有关；另一方面，使他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对他们报以关心、同情和怜悯，对这个“吃人的社会”不遗余力地大加鞭挞。他的文学作品，自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和反抗精神。

汪曾祺的生母和第一任继母分别在他三岁和十六岁时离世，但家人给他的关怀依旧，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这样温暖的环境中长大的汪曾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平易温和的性格，以爱的眼光看待一切。 第二部分 求学之路

童年时期的鲁迅和汪曾祺，都接受了学校教育，对儒家传统文化都有所接触和感悟。鲁迅先生所受的是典型的私塾教育，他在“全城最严厉的书塾”中，拜一位“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寿镜吾为师，整日习字、对课、读四书五经。在这里，儿童的天性再一次受到严重的摧残。有一次对课结束，他问寿老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本以为博学的先生会解答他，谁知道先生说“不知道！”而且很不高兴，并似乎有了怒色。从此之后，鲁迅便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每天上学只以偷偷地描绣像为乐。

三味书屋的学习经历，使鲁迅从小就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熏染，这对他的人格形成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他一方面传承了儒家尊长爱亲、注重修养、博爱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特性，另一方面却又对儒家倡导的盲目忠孝、中庸、愚民等大加批判。

汪曾祺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县里的公立学校就读的。小学原是佛寺的一部分，初中是道观旧址，在这里他深受佛老思想的影响，而每天上下学必经的那条大街，则让他嗅到了“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对他日后的写作内容和风格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的高中则在著名的江阴南菁中学就读，这所学校极其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观和世界观逐步形成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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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求学经历对两人性格和作品风格的影响，除了童年生活外，青年时期的经历同样不能忽略。鲁迅17岁时进入金陵的新式学堂学习，尔后赴日本学医，因受一部纪录片里中国人麻木不仁的刺激，认为“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弃医从文，立志用手中的笔来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的灵魂。

而汪曾祺在抗战爆发后辗转到达昆明，并于19岁时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师从文学大师沈从文。沈从文趋向浪漫主义的写作风格和淡泊名利、崇尚真美的处世原则影响了汪曾祺一生。

第三部分 小镇生活

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两地直线距离不过三百余公里，都是河湖交错、水网纵横、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童年生活，始终是两人绕不过的写作题材，他们的作品有很多都是描写童年乡村生活或以童年生活场景为底本的。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阿长与》《五猖会》《无常》《琐记》等都是追忆自己的童年时光，《孔乙己》《祝福》《故乡》等都是以他童年所生活的环境为背景进行创作的。汪曾祺著名的《故乡的食物》《我的家乡》《受戒》《异秉》等散文和小说都取材于他童年的水乡生活。

绍兴、高邮相距不远，但两地的民风可谓有天壤之别。绍兴所处的浙北民风尚利，发达的商品经济让当地人多少显得“人心不古”，人们爱用“势利眼”看人待物：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故乡》中杨二嫂在抱怨迅哥“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之后，顺便将他母亲的一副手套揣在裤腰里，嘴里却还絮絮地骂着，就是尚利民风的真实写照。家道衰败后，鲁迅看尽了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心中对社会产生了无限的怀疑和失望，自然造就了他日后辛辣尖酸、直击要害的文风。

相比之下，高邮的民风就显得淳朴多了。大多数人都和高邮湖的湖水一样平静、恬淡。他们每天的活动就是看看湖里的船夫弄船、渔夫打鱼，亦或自己参与其中。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就说：这一切真是个圣境。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汪曾祺从小就对故乡人事、景物产生深深的感动，他笔下的人物自然大多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第四部分 殊途同归

童年经历的差异，导致了他们性格以及写作风格的迥异，但有一种精神始终贯穿在他们的人生及写作中，那就是对民族对国民深沉的爱。鲁迅从那位不识字也要帮他弄来一套《山海经》的长妈妈身上，从嚷嚷着说“我家的豆好，偷我家的罢”的阿发身上，看见了埋藏在地底下的“民族的脊梁”；汪曾祺则从待自己如亲儿子的继母身上，从那些关心、教育他的师长身上，看见了“善”的那一抹阳光。

鲁迅毕生都在为唤醒民魂而战斗，他的爱是一种 “恨铁不成钢”式的爱，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汪曾祺则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在平淡中孕育着对天下一切美好事物的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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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与赞美，一生追寻着至真至善至美。可以说，兩人都有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责任与担当，而这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不变的历史使命和情怀！ 参考文献：

[1]卢军：《极富柔情的孤独的斗士——汪曾祺眼中的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11期.

[2]范巧花：《论童年经历对汪曾祺创作的影响》，《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6年12期. [3]孔雪：《汪曾祺：“被遮蔽的大师”为何回温？》，《新京报》2016年06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