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佛教的地域差异

论宋代佛教的地域差异

程民生

　　宋代佛教地域差异的基本特征是南方密度大、北方密度小;文化发达之地兴盛,文化落后之地薄弱,而且多集中于通都大邑、山水秀丽的地方。北方地区以律宗为主,南方地区各种宗派都很发达。北宋中期,禅宗南宗开始向北方传播。北方律宗的拘谨与南方禅宗的率直,都与各自的地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双方既有适应性,又有互补性。宋代佛教分布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宗派上,都在不同地域内呈现出其特点。

作者程民生,1956年生,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历来研究中国佛教史,大多着眼于时间的变迁,而对于佛教空间的分布及变化、尤其是将一个时代进行综合性地域比较,尚不够重视。具体而言,在同一时代中,不同地域的佛教在类型、密度及流传情况上有很大的差异。显然,研究这些差异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以宋代为例,将佛教发展变化的时间性与地域差异的空间性相结合,初步展示多维的宋代佛教状况,以期有益于佛教史的研究。

一、僧尼数量的分布

僧尼人数的多少,是衡量佛教盛衰的重要标志之一。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后,从僧尼

数量上考察,经历了南北朝的一个高潮,至北宋又是一个高潮,僧尼数量在宋真宗时多达45万余,是唐代至清代僧尼总和的最高数字。这支庞大的队伍遍布宋代各州郡,但具体数

①

量因地而异,很不平均。现将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各地僧尼数量列表如下。

①《宋会要・道释》-之13。原文两浙数为2220人,误,前漏万数。同书同处载该年僧尼总数为458854人,而下表各

地数原总额仅为378456人,少80398人,此数应为两浙所漏之数,故表中在两浙原数上应加8万。有关理由参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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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东京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

数量22941181591821939037168321613415859

地名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川峡广西

数量54316(82220)22539710805622124899

以上统计资料不大精确,主要是南方的分区范围不具体。江南、荆湖、广南都是两路总数,川峡则是川蜀四路总数,其中各路的数字不得而知,难以比较,但已能看出大概。北方地区(东京、京西、京东、河北、河东、陕西)总数为115188人,南方总数约为327000余人,南方信仰佛教的人数近北方的3倍,是为宋代佛教分布的基本局势。北方地区的僧尼,以东京开封府和河北为多。若论密度,北方仍以开封府为最,一府僧尼人数,超过多路的僧尼人数,足以说明开封府在宋代佛教中心的地位。宋徽宗宣和年间,开封府有寺院691座①,遍布城内外。其中最宏伟的寺院,与皇家有密切关系,是朝廷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所,领袖全国佛教。如现今开封大相国寺,宋代即是东京左街佛寺首领;现今铁塔公园的开宝寺,宋代即是东京右街佛寺首领。开宝寺在宋太宗时曾建有舍利木塔,历时8年,费钱亿万,金碧辉煌,被誉为“天下之冠”,②在全国也是最宏伟的,“自佛法入中国

③未之有也”,可惜50多年后毁于雷火。后来另建琉璃塔,俗称铁塔,也是一座精美秀丽的

建筑珍品,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者,东京还是亚洲各国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高丽、日本、印度等国的僧人,纷纷来往于开封,或传教、或献经、或译经、或求经,进一步丰富了开封的佛教文化,所有这些,都由开封是京师所决定的。

京东、京西、河东、陕西的佛教势力相对薄弱,总四路之僧尼,不足7万人。个别州县更为稀少。如京东路是儒学发源地,儒文化根深蒂固,几至饱和状态,佛教很难发展。宋徽宗政和年间,定陶(今山东定陶北)知县詹　说:“山东朴鲁,非江浙比,俗不为僧道,故寺观绝

④

少。广济(军)小垒,止定陶一邑,天宁一寺。”定陶县只有一座寺院,表明质朴的京东人对

①《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一《崇兴道教》。②《默记》卷中。③《佛祖统记》卷四十六。④《毗陵集》卷十二《詹　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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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佛教没有多大兴趣。京西郑州(今河南郑州)城,“南北更无三座寺”,也即顶多有3座寺院。又如陕西成州(今甘肃成县),居民“勤生而啬施”,使之“施一钱以济贫赈乏且不可而②得,况奉佛老者乎!”不愿拿出或者说是缺乏足够的钱财用于供奉神　,更计较手中现有

的物质。民风习俗决定这里的宗教不可能发达。河东僧尼数量与陕西同样不多,与其习俗俭啬有一定关系。

宋代北方各地僧尼分布的多少,除了京师开封情况特殊外,也与历史渊源有关。众所周知,中国佛教史上有四大灭佛者,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周世宗,佛教史上称为“三武一宗”。他们在位时都曾大规模地实行毁坏寺院、僧尼还俗的灭佛运动。从地域文化角度不难看出,北魏、北周、后周所统治的领土,都是以北方地区为主,也就是说,北方地区的佛教屡经打击,损伤严重,到北宋始终没有多大恢复。唯有河北情况有些特殊。唐武宗会昌灭佛时,扫荡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但河北当时被强悍的藩镇所统治,不听朝廷号令,灭佛运动未能在河北彻底实行,所以河北是北方五路中僧尼最多之地。

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的佛教气氛非常浓重。“自佛法流入中国,民俗趋之,而南方尤

③盛。”其中以两浙、福建最为突出。《宋史・地理志》唯在这两路的总述中指出:两浙“尚浮屠之教”;福建“重浮屠之教”。两地僧尼数量因而也是最多的。宋初收复南方诸国后,曾沙汰这里过多的僧尼,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又诏江南、两浙、福建等地诸州,僧平均每300人每年可剃度增加1人,尼每100人每年可剃度增加1人,④以此来限制其增长速度。五代时两浙在吴越国统治之下,佛教发展很快,入宋后势头不减,僧尼很多。天禧年间

⑤

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高绅甚至说:“瓯越之民,僧俗相半!”僧尼数量肯定不会与俗人相半,这句话与其从数量上理解,不如从佛教的影响上理解更切合实际。杭州佛教势力更强大,苏轼曾指出:“钱塘佛者之盛,盖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与妄庸巧伪之人杂处其间,号

⑥为难齐。故于僧职正、副之外,别补都僧正一员。”由于僧尼数量太多,僧官设置也与别处

不同。南宋时,两浙佛教有了新发展,杭州成为佛教文化中心。据吴自牧言,杭州城内外有寺院671座;

⑦

⑧

此外还有“僧尼廨院、庵舍、白衣社会、道场奉佛处所不可胜计。”整个杭州

城,笼罩在香烟雾绕之中。两浙其他州郡,与杭州不相上下。明州有大小276座寺院,其中

州治所在地鄞县(今浙江宁波)有106座,最大的天童寺僧人多达千人,另有相应数量的童

①《鸡肋编》卷上。

②《陇右金石录》卷四《广化寺记》。③《宋会要・刑法》二之136。④《燕翼话谋录》卷三。

⑤《长编》卷九十三,天禧三年二月壬寅。⑥《苏东坡全集》后集卷二十《海月辩公真赞》。⑦《梦梁录》卷十五《城内外寺院》。⑧《都城纪胜・三教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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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行和仆役。越州的寺院比明州更多,有342座。佛教胜地台州(今浙江临海)寺院则多达

③

361座。

福建佛教的兴盛不亚于两浙。五代时,福建佛教掀起一个高潮,入宋持续发展。黄斡言:“王氏入闽,崇奉释氏尤甚。故闽中　庙之盛,甲于天下。”而且“家设木偶、绘像、堂殿之

④

属,列之正寝,朝夕事之惟谨。　其首而散于他州者,闽居十九焉。”宋代福建佛教盛况表

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寺院众多甲于天下,二是家设佛堂朝夕供奉,三是为僧尼者人数很多,本地容纳不下,转而流散到外地。南宋时的游方僧人大半是福建人。当时有人说:“闽于天

⑥

下,僧籍最富”;⑤“诸路出卖度牒,惟福建一路为多。”据此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福建僧尼之多是闻名于天下的。宋人曾从寺院角度对东南各地佛教分布作过比较,指出:

⑦

“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可知福建佛教最为兴盛。福建有八州郡,宋人习惯上分为上四州和下四州。福建佛教又集中在下四州。下四州指东部沿海的福州、泉州、漳州、兴化郡(今福建福州、泉州、漳州、莆田)。韩元吉说:下四州“俗奉佛惟谨,至上州,虽佛之徒未知有佛也”;“其下四郡,良田大山多在佛寺,故俗以奉佛⑧

为美,而佛之庐几甲于天下;若上四州,则虽有僧舍,类皆空乏不给。”下四州佛教之发达,是上四州不可比拟的。下四州中又以福州最典型。北宋时,福州有僧32795人,尚未剃κ

度的童行18548人,寺院则多达1625座!⑨以宋徽宗崇宁年间福州211552户计,β平均130户人家即拥有一座寺院,每4户即有1人出家。南宋时更严重,据说:“如民家有三男,

λβ或一人或两人为僧者。”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原因(后文将会说到),当地寺院拥有大批

µβ

良田。出家为僧,是当地人谋生的方式之一。泉州“素号佛国,好善者多”,即乐意施舍财物供佛者多。宋太宗时已有僧人数万,另有4000余尚未剃度但已在册的童行。其数之多,νβ

令宋太宗感到惊骇。

上四州指西部的建州、南剑州、汀州、邵武郡(今建瓯、南平、长汀、邵武)。其佛教虽然比下四州落后,但与其他路州郡相比却是昌盛的。如北宋时的建州,县县矗立着不同数量的佛寺,建安最多,凡351座;依次为建阳257座,浦城178座,崇安85座,关隶52座,松

①《芦浦笔记》卷六《四明寺》。②《会稽志》卷十七、十八。③《赤城志》卷十四。

④《勉斋集》卷三十七《处塘焕文行状》。

⑤《南涧甲乙稿》卷十五《建安白云崇梵禅寺罗汉堂记》。⑥《文定集》卷十三《清奂卖寺观趱剩田书》。⑦《许国公奏议》卷二《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

⑧《南涧甲乙稿》卷十五《建安白云崇梵禅寺罗汉堂记》;《建宁府开元禅寺戒坛记》。⑨《淳熙三山志》卷十《僧道》;卷三十三《僧寺》。κ《宋史》β卷八十九《地理》五。

λ《文定集》β卷十三《清奂卖寺观趱剩田书》。µ《真文忠公集》β卷四十《泉州劝孝文》。ν《宋朝事实类苑》β卷二《祖宗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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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41座,总共964座,①超过了已知外路任何州郡的数量。

荆湖南北、广南东西地区,个别相对繁华的州郡佛教比较兴盛。如北宋时,湖北荆南府(今湖北江陵)有550座寺院②。广东韶州(今广东韶关)“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僧尼3700人③。但大部分州郡并非如此,僧尼不多,寺院也小。如真德秀说:“湖南州县寺观……

④虽名大刹,不足比江、浙、福建下等寺观。”与东南发达地区不在一个层次。又如广西,据⑤苏轼诗云:“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在广西所见到的寺庙狭小简陋的像鸡窝一样,哪

里还能显示庄严神圣呢?

⑥

宋代佛教的一个突出特点,即世俗化,僧侣积极入世。论入世之彻底,任何地方都不

及广南地区的僧人。广南僧人最大特点是:既不出世,也不出家。庄绰记载道:“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一人若打算当和尚,就先放聘礼定婚,剃度之后,即举行婚礼成亲。曾有北方士人在广南参加一富户嫁女的婚礼,看见新郎是位和尚,不胜惊异可笑,遂做诗云:

　　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⑦广南僧人,与俗人无异;广南佛教,则与外地大异,在此看到的佛教仅仅是外表,看不到戒律,也看不到信仰。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有臣僚指出:　　闻二广州军,凡为僧者,岂真出家之人!盖游手之徒,遍走二广, 缘州县,求售为帖。号曰沙弥,即擅自披剃为僧,或即营求住持寺院。不数年间,常住财物卷为己有,

⑧席卷而去,则奔走他乡,复为齐民。

游手好闲之徒,千方百计地披上和尚的外衣,意在发财致富,真是对佛教的一种讽刺!这些事例又一次说明,两广人民不但较少受封建礼教的约束,也较少受佛法戒律的约束,自由自在地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生存。

天禧年间四川僧尼凡56000余人,平均每路万人以上。表面上看并不多,其实主要集中在成都府路。宋神宗年间,全国僧尼数量大大下降,只有20多万人,而成都府就有万余

①《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一《建州多佛刹》。②《忠肃集》卷十《荆南府图序》。③《武溪集》卷九《韶州善化院记》。

④《真文忠公集》卷十七《申尚书省乞免降度牒状・小贴子》。⑤《苏东坡全集》后集卷七《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

⑥参见拙作《略论宋代僧侣与佛教政策》,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4期。⑦《鸡肋编》卷中。

⑧《宋会要・刑法》二之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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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成都僧统,所治万余人。”别的州郡也不弱。如成都府的东邻简州(今四川简阳):“西

②

州佛事简为盛。简之诸邑,各以佛祠相夸。”其僧尼人等,当不在少数。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发现佛教地域分布的三个规律。一、文化发达之地与佛教兴盛之地基本相一致。即凡是佛教兴盛的地方,文化一般来说也是发达的。典型的如东京开封府、两浙、福建、成都府等即是。佛教的发展,依仗于文

化的发展,并且成为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没有相斥性,互不排斥,相反倒是互相利用。当然,佛教利用文化现象更多一些。在贫穷落后的地区,佛寺通常是简陋的,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其理论就难以发扬广大,进入不了心灵的高层次,仅有佛,而没有教。在佛教兴盛的地方,形成佛教文化的一个层面,如典籍即是其中之一。“佛之言流于中国五

③

千余卷,其徒传录,类聚而藏之,世谓之藏。浙中大率喜奉佛,所谓藏者,尤多于诸道。”当地文化受到佛教理论的影响,多些迷信、怪异或空灵、机智。同样,在文化发达的大环境中,东南、西川等地的僧侣文化素质也比较高,作者颇多。如著名的诗僧即产生于这些地区:“国朝浮屠,以诗名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他们是:四川的希昼、惟凤、怀古,两

④

浙的保暹、行肇、简长,长东的宇昭,淮南的惠崇,广南的文兆。另如江南元净、梦真,两浙⑤

宝通、守恭、鉴征、尚能、智仁、休复,也是知名诗僧,“皆有佳句”。它们的作品,将禅理禅趣入于诗及以禅喻诗,即是诗坛一大贡献。

二、佛教兴盛据点多在通都大邑、人口密集之地。佛教兴盛的具体标志是寺庙的规模和数量、僧尼和信仰群众的多少。都市正是最好的基地,能为其发展提供条件。都市人口密集,信仰群众就可能众多,供奉就可能优厚:

　　佛屋遍天下,大率费不赀。泥金缯,示　　,务为不可胜者,多在夫通都大邑。水舟陆车,珠玑象犀,百货之所萃,商官争负挈营营。然贪眸之不瞬,浮屠能一语顷之,则

⑥

罄　勿　。此通都大邑之有刹庙,所以视他外所为最雄侈繁丽。

交通发达的城市是一方社会中心,人口、财富流动、汇集之地,也是千变万化的人生战场,时时上演着谋取各种利益或成败的悲喜剧,精神上需要刺激、寄托或超脱、宽慰,因而成为僧侣传播佛教、牟取布施的最好市场,也容易产生轰动效应。

三、山水秀丽之地也是佛教乐于栖息的地方。佛教寺院讲究环境观感和气势,从而衬托出庄严空寂。借助环境以利于修行和宣扬佛法。宋代各地名山,除了华山、茅山、青城山

①《苏东坡全集》后集卷十八《宝月大师塔铭》。②《方舟集》卷十一《安东院飞轮藏记》。

③《全宋文》卷二一○八,林露《慈溪永明寺藏殿记》。④《青波杂志》卷十一《九僧诗》。

⑤《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七《近世释子诗》。⑥《庐溪文集》卷三十五《重修东华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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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道教据点外,大都为佛教所盘踞。而南方地区四季常青,山水秀丽,最受佛教垂青。余靖说:

　　大抵南方富于山水,号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所以浮屠之居,必获奇胜之域

②也。

谢逸也说:

③

　　天下佳山水,莫富于东南。有道之士庐其中者,十常八九。

凡是当时人们熟知的山水名胜,大都不再是偏僻之地,自然不会人烟稀少,而且多有往来游客,足以供养。南方许多城市本身即山青水秀,对僧尼更有吸引力。因此可以说,自然环境的优美,是南方佛教兴盛的原因之一。

二、佛教宗派的地域分布宋代北方地区流行的佛教以律宗为主。入宋以后,北方佛教流传的主要是南山律宗。

④

如京师开封:“汴京自周朝毁寺,太祖建隆间复兴,两街止是南山律部。”开封的佛教领导机构是左、右街僧录,所谓“两街”,即指整个开封的佛寺。也就是说,宋代前期,开封的佛教为南山律宗独占。人文荟萃的京师尚且如此,北方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可以想见了。

这时的开封,对禅宗南宗几乎一无所知。如北宋中期开封府酸枣县(今河南延津西)僧人惠圆,幼年即出家于本县建福寺,但“未尝知有禅宗。故闻南方禅刹甚盛,乃诣江州东林,欲学其道。”到了江州(今江西九江)后,向禅僧请教“如何是禅?”僧人看不起他,便戏弄道:

⑤

“树间鸣者,乃禅(蝉)也。”禅宗流传已数百年,北方僧人竟有不知禅者!有一南方禅僧初次到京师时,“衣间绯袈裟”,接待他的寺院主事僧“素不识南宗体式”,居然以为是“妖服”,将其抓起来送交开封府处治。开封府长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迟迟疑疑难以判断,苦思

⑥

良久,只好“喝出”了事。可知禅宗南宗很少在北方活动,至到北宋中期才有所改变。

宋仁宗景　元年(1034),内侍李允宁施舍自己在开封的一座宅院建立禅宗寺院,皇帝

⑦

予以支持,赐额曰十方净因禅院。禅宗南宗由此才开始在开封居有一席之地。宋神宗元

①《老学庵笔记》卷四。

②《武溪集》卷八《韶州白云山延寿禅院传法记》。③《溪堂集》卷七《上高净众禅院记》。④《释氏稽古略》卷四。

⑤《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四《僧惠圆》。⑥《梦溪笔谈》卷二十三。⑦《释氏稽古略》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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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佛教的地域差异

丰年间,提点来务司改组大相国寺,将其62院中的两院改为禅院,其它的60院仍是律

①院。以后持续发展。

佛教最大的节日是释伽牟尼的生日,但有关说法不一,或以为是四月八日,或以为是十二月八日。宋代南方多用四月八日说,北方多用十二月八日说。自禅宗南宗传入开封后,开封也以四月八日为浴佛节:“皇　间,员照禅师来会林,始用此日,……欲佛之日,僧尼道

②③流云集相国寺。”宋徽宗时,每四月八日“佛生时,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禅宗在开封

的发展已颇有规模。但京师开封有兼容并包精神,并没有放弃十二月八日的浴佛节,届时,“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队念佛,以银铜沙罗或好盆器,坐一金、铜或木佛像,浸以香

④水,杨枝洒浴,排门教化,诣大寺作浴佛会。”佛教的南北习俗在京师各有表现。

洛阳在北宋中期也开始传播禅宗。叶梦得记载道:

　　熙宁以前,洛中士大夫未有谈禅者。偶富韩公(弼)问法于　华寺,知其得于圆照大本。时本方住苏州瑞光寺,声振东南。公乃遣使作颂寄之,执礼甚恭如弟子。于是

⑤

翻然慕之者,人人皆喜言名理。

宋神宗时,禅宗理论在洛阳由士大夫提倡而风行起来,洛阳文化中添加了新鲜血液,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思辩机理。从上可知宋代北方佛教布局的两个特点:一是律宗占主导地位,二是禅宗南宗开始传播。相对而言,南方佛教则丰富多彩,十分活跃。

流行于宋代的佛教各宗派,在南方地区各领风骚,著名的高僧大师多出自南方。其中两浙路、江西路荟萃了各派精华,标志着宋代佛教文化的发达。北方地区虽然主要信奉律宗,但律宗的代表人物却是南方人,律宗在南方地区被发扬光大。北宋前期两浙僧人赞宁,即是律宗大师,号称“律虎”。原为吴越国的僧统,随钱氏归顺后又任东京右街僧录,太平兴国年间,奉命撰《大宋僧史略》、《大宋高僧传》。北宋中期,两浙又出了一位律宗高僧元照,他博究诸宗,以戒律为主,在杭州灵芝寺写下了大量著作,发展了律宗,被后世誉为律宗中兴大师。

唐末五代,禅宗南宗分成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宋仁宗时,其中的临济宗又分化成杨岐、黄龙二宗派。杨岐派为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杨岐山僧人方会所创,黄龙派为江西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黄龙山僧人慧南所创。众多宗派的出现,表面上看是分裂,其实却是禅宗发展的独特表现形式,至少说明其不断创新。后来,黄龙派衰歇,杨岐派恢复

①《长编》卷三三七,元丰六年七月乙巳。②《醉翁谈录》卷四。

③《东京梦华录》卷八《四月八日》。④《东京梦华录》卷十《十二月》。⑤《避暑录话》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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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临济旧称。其他宗虽不及临济,也出了一些大师,著有不少著作。如法眼宗的道原著《景德传灯录》,云门宗的唯白著《建中靖国续灯录》,云门宗的正受又著《嘉泰普灯录》。至南宋理宗时,临济宗杨岐派中杭州灵隐寺的普济将以上三灯录加上临济宗的李遵　所撰《天圣广灯录》、杨岐派的悟明所撰《联灯会要》合在一起,删繁就简,编成《五灯会元》,流传至今,是禅宗的重要典籍。

五代时,天台宗的教典多遭湮灭,《天台智者教》500余卷,仅“有录而多阙”。吴越国王钱　遣使到日本访求得原书写本,遂使天台宗重新振作发展起来,“迄今天台教大布江

①

左。”宋太宗、真宗时,明州(今浙江宁波)高僧知礼潜心研讨天台宗旨义,著《金光明经文句记》、《金光明经文拾遗记》等数十部书籍,天台宗由此蔚然中兴。南宋度宗咸淳年间,知礼的传人、明州僧志磐著《佛祖统纪》,是佛教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也反映了天台宗的实力与影响。

华严宗的中兴是在北宋中期由福建泉州僧净源在杭州完成的。净源起初在河东五台山学习《华严经》,回到南方又学《楞严经》、《圆觉经》等,住持泉州、苏州的寺院。最后在杭州慧因寺著书立说,有《妄尽还源疏钞补解》、《原人发微》等著作,弘扬华严教义,被称为中②

兴教主。以后,其法脉由道亨、观复、师会、希迪四位华严宗大师相继发扬。南北方佛教宗派的分布大局如上所述。但是,还有三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加以讨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宋代佛教文化的发展主要在东南地区体现呢?首先,如前所说,东南地区僧尼数量最多,表明这一地区对佛教信仰狂热,佛教文化基础雄厚。如同考生多及第人数就可能多一样,信教及僧侣人数多就会有众多的才智之士宏扬佛教。再者,东南地区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有利于佛教理论的传播,更有利于佛教理论的发扬光大。其三,北宋时东南地区远离朝廷,所受政治影响相对薄弱,封建礼教传统也不深厚,思想负担较轻,飞扬空灵的诗赋文化基础也适于佛教的发展。

如果以禅宗代表南方佛教特点,以律宗代表北方佛教特点,我们可看到二者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在地域文化中,北宋中期禅宗向北方扩散,这是佛教文化地域性变迁的一个重要现象,应予以重视。北方地区由于传统儒家思想和政治气氛浓重,普通居民的文化水平相对于东南地区较低,如同其经学偏重于章句注疏,不解大义一样,佛学显得拘谨迟滞,泥拘于琐碎,提倡苦修渐悟。如此严格自律的宗教,对封建统治十分有利,可以起到直接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既适应了北方人质朴的需要,也适应了改造强悍的需要。但其守内封闭的体系,使之在思想上、哲学上难以有大的发展。当禅宗在南方蓬勃旺盛的时候,位于北方的京师竟茫然不知,深刻说明了北方佛教界的迟钝与保守。禅宗在南方而不是在北方被改造成中国佛教,则说明南方文化富于活力和创造力。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南方人习性弱而禅宗率直,北方人习性强而律宗拘谨呢?南方人柔弱,外在力量不强,情绪的渲泄向心灵深处发展,思想比较活跃。南方习俗中

①《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八《日本》。

②以上参见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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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佛教的地域差异

很大成份的非礼法性,则使之不守正统规范,在精神上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佛教得以比较自由地发展。狂热的信仰达到一定地步,进入高深境界、脱俗超凡,只追求精神实质,不再受其烦琐的戒律约束,乃至放浪形骸,呵祖骂佛,“事事无碍,如意自在”,①就社会而言,其率直在情理之中。

在北方社会沉重的现实中,以律宗为代表的佛教虽是内省自律,实际上注重的还是形而下:谨小慎微,汲汲于日常言行,苦修以求摆脱烦恼。自我约束的结果适得其反,不能超脱。强悍精神是外向的,内省难以达到心灵深处。因为强悍,所以要约束,但又难以约束。渐悟强调过程,正是消磨强悍漫长艰难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内容即苦修。所以说其拘谨仍是有针对性的。

由此看到的是,佛教宗派特点与地域习性特点之间,既有适应性,还有调节和补充,从而维持精神平衡。

第三个问题:福建佛教之兴盛不亚于两渐,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两浙,为什么在佛教文化上没有做出大贡献呢?这一地域差异,反映的是两地佛教层次问题。北宋时,蔡襄指出:

　　七闽之地,南远宫庭三千里,边江海而围山岳,土地硗确。所居之地,家户联密,有欲耕而无尺土者,有蓄积　年即为陶朱、猗顿之富者。何哉?昔者僭王相继竟取良民膏腴之田,以入浮屠氏,国朝以来因而不改。故学浮屠者绝无徭役,第食不乏,而衣

②食有余。人恶焦苦而竟乐为之。福建土狭而瘠,人口众多。五代时,割据政权　佛,将大批良田割舍给寺院,广大农民更加贫困。为了谋生,纷纷出家为僧,既可解决吃穿问题,又不负担徭役,何乐而不为!南宋时,魏了翁也指出:“闽土狭而民稠,浮屠氏岁入厚于齐民。民勤瘁节缩,仅给伏腊;而浮屠利田

③

宅、美衣食。故中人以下之产,为子孙计、往往逃儒归释。”事实很清楚,福建僧人来源主要是谋取衣食、躲避徭役的下层百姓,他们进入佛门,追求的不是精神,而是物质;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灵魂,而是自己的身体;躲避的不是世俗,而是贫困与徭役,佛教殿堂里弥漫着太多消极的红尘俗念,所以在佛教理论等方面没有多大的成就。僧人素质决定了佛教文化的质量。类似情况虽然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但以福建为最突出的典型。

综上所述,宋代佛教无论在数量上、宗派上、还是在质量上,均有地域差异,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将佛教整体分割成不同的板块。通过这种差异,使我们了解到空间诸因素影响制约着佛教发展进程和变化,并使其一些特点在各地有不同程度的显现。反之,佛教的发展变化也影响着各地文化,使之色彩更加丰富、层次更加细赋。

①《罗湖野录》卷一。

②《端明集》卷二十七《上运使王殿院书》。③《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孙武义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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