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世界主义者”，反对“狭隘的国家主义”，应树立所谓“万国之上尤有人类在”的“世界的国家主义”。又倾心与不抵抗主义，将西方的这种理论同我国先秦道家的“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想比附。1915年1月，日本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在交涉过程中，胡适始终是“和平主义者”。杨向奎先生回忆说：“他当然受到同学们的批判，但他并不会改，仍然坚持己见”。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为此派来调查团，提出把东三省提交国际共管，国民党表示可以接受，而胡适也表示欢迎。次年在《独立评论》第5期上发表《论对日外交》一文，再次反映了他一贯主张的“和平主义”和不抵抗。“当国家处在存亡的关头，他仍然主张不抵抗，不用兵，好像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但当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他却一反平日和平主义的理论，破口大骂，在给张学良的电文中骂他是罪人，并宣布拥护政府下的讨伐令。这些举动说明什么，说明他是封建官僚的后裔，始终站在两翼中的右半边。1937年抗日战争打起来，不是蒋介石要打，是日本不许他再谈‘和’，于是胡先生也说‘和比战难’！。。

2他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道路，主张渐进改良

胡适与陈独秀等共同编辑《新青年》，他主张在《新青年》上不谈政治，只谈文化，这是针对李大钊提倡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于是引起李大钊的反驳，而胡适则坚持己见，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说些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蕴涵了是拥护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是赞成革命还是反对革命这样的本质问题。在北洋军阀时期，胡适曾与蔡元培等人开会讨论，提出“好人政府”即宪政政府，要求南北议和，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作为公开宣言。“这篇宣言，可能是中外古今政治宣言中最没有分量的一份，当时的封建军阀看也不看，理也不理，这种向恶势力斗争的方法，等于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了

当时国民党元老张难先曾经写信给蔡元培和胡适之，批评他们的政治主张，张说，‘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苟且的，是糊涂的，是违反真正民意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是造成异日大战的，是污辱吾国最高学府的。’并且警告说，‘二公执学界牛耳，出言不可不慎，主张不可不公。军阀专横，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无宁日矣。’

3他竟然不承认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了中国的贫穷和苦难，否认他们是严重阻碍中国进步的反动势力

胡适政治思想的实质，是想“在当时中国封建残余的政治制度加上一些他雪莱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而封建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最显著的就是，他在1922年6月去朝拜“末代皇帝”溥仪，并称其为“皇上”的事。更为典型的是，胡适竭力掩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阻碍中国进步的确凿事实。（杨向奎《胡适传》）“胡适不承认社会发展史，不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他也不承认帝国主义的存在。1925年当他来上海，在‘亚东’常与陈独秀谈话，有一次彼此争论得很厉害，据在场的汪原放说：‘他们谈着谈着，仲翁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只管下楼去了。’

1930年12月胡适发表了《我们要走哪条路》，提出目前的任务是铲除和打倒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他认为，打倒上述五大敌人的路只有一条，即“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他还解释说：“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4]（P634～647）对于胡适的这番论调，梁漱溟批评道：“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而胡适却“不加批评反驳，闭着眼睛只顾说自家的话”

4、最终成为国民政府的官方文人，是胡适最大的悲剧。原因：见书~~胡适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与评判国民党不同之处，批评北洋军阀，是希望北洋军阀能够被代替，被“好人政府”代替，而对国民党的批判，则是希望国民政府能够自己变好，实现民主政治，而不是希望他被取代。

对胡适“实验主义”科学方法的评析

虽然胡适曾多次强调度为思想对他《尝试集》到《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全面影响

胡适的思想可以视作为实验主义的中国版，他所发表的哲学言论，无论如何浅薄，如何接近常识，但

实质都是与他所师承的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是一致的。

胡适一生对哲学研究大多只是对他人思想的整合，甚少自己独立研究，更谈不上创见。唯一像样的哲学长文《实验主义》也是评介性的论文。

54年开始的对胡适的批判。。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和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及其口头上标榜“自由主义”而实际上拥护蒋介石和亲近帝国主义的错误立场

。比如胡适的治学，非常注意方法论及其应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他对于自身治学方法的概括。这个认识，对近现代学术界影响很大。它在辨别史实真伪、追索文献形成过程及不同版本的校勘、历史人物生平家世的考订等方面，可以说效果显著。胡适所提倡的“实验主义”的哲学方法重视历史与评论验证，要求搜集事实的证据，注重逻辑方法的运用，这些都促进了考证学的发展。不过，由于胡适强调“假设”来源于头脑中已有的学问、经验和灵感，把“求证”简单地归结为寻找例证，由于胡适局限于形式逻辑层面，往往是罗列事实而不能作出确切的判断和结论，导致胡适认定历史演变完全是各种偶然因素凑合的结果，所以其后期的学术路子越来越窄，最后退缩到单纯的史料考证和版本互勘当中去。

都认同科学能够帮助人战胜天行

第一，胡适不曾区分科学的工具与终极价值，并且总是强调科学所蕴含的求真精神第二，胡适不会有意的分别研究者的态度和研究方法，他甚至且以研究者的认知与态度阐释研究方法的本质，胡适曾说“科学精神在于寻求时事，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假设，制裁假设，证实”和

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及他对此做出的解释，基本上都没有超出形式逻辑的范围，形式逻辑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形式，是进行正确思维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它有自己使用范围，只要超出了这个范围，比如，当研究事物的发展过程，探求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的时候，仅仅依靠形式逻辑就不够用了。

在形式逻辑范围内，思维的对象被看做是单纯的静止的东西，在这里假设和证明都比较简单，但在研究事物的发展过程，和探究事物的内在联系的时候，就不能把思维的对象认作单纯的静止的东西了，因此只依靠形式逻辑就不能解决问题了，我们几乎经常面对这样的情况。

实验主义典型的唯心主义，认为唯一的实在就是经验，胡适秉承了这个实验主义最基本哲学思想，并着眼于实验主义的方法论。

马克思《资本论》所使用的方法，“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势，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就体现出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具体的材料出发。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势，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对象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有着各种发展形势，这些发展形式都应当做全面认真的思考。

积极影响：1、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对于新文化运动具有首倡之功。对中国人文传统的变革、思想的解放有不可磨灭之功。（书）。2，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其个人而言就是对自由主义的宣传，也是对西方文明的菁华的吸取与引进3坚持民主政治的理想，反对封建专制独裁，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作用

劝归不成，对胡适的几次批判高潮：51~52年一次，54年11月一次

胡适为现代中国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就时代最后一位先知，他注定要被新旧两个时代的人误解与去接，新文化运动以来70多年里对他思想文化业绩的评价和人生道路的选择的是非一直存在着期间，执言者的褒贬抑扬大多是渊源于政治上的恩怨以及由之而生发的心理情绪上的偏执和文化意识形态的承纳与排距，发扬和防范的现实考虑。

是否全盘西化？

事实举证，胡适对中国文化不懈研究，1954年大陆“中国科学院”“全国作家协会”给胡适拟定罪名，

在如下九个科目中都存在资本主义毒瘤：1哲学思想2政治思想3历史观点4文学思想5哲学史观点6文学史观点7考据学8红学的艺术性9红学的人民性

胡适就此发表了许多颇有影响的文章和演讲,主张全力向西方学习。过去在评价胡适这一思想时,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加之后来胡适在政治上的反共和投靠国民党,因而武断的批判代替了允当的研究,胡适被戴上了全盘西化论!者的帽子,甚至有人把他当作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19年12月,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文化现代化路线,就是既要引进西方文化,又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创造

中华民族新文化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据此质疑:难道有这样毕生埋在故纸堆中的全盘西化派吗？

五四时期胡适的愿望是想学习欧洲的文艺复兴,专致力于新文化的运动,抛开政治,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2](P131)所以,胡适虽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无情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但并未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胡适一生中两次提出全盘西化!都有其特殊背景

1929年,胡适为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写了一篇?中国的文化冲突#的文章,在表达其现代化思想时他同时使用了两个概念:Wholesalewesternization和Whole hearted modernization,前者可译为全盘西化!,后者是一心一意现代化!或全力现代化!的意思。这是胡适第一次提出全盘西化,但是和全力现代化!并列使用的,而且在此后的几年中再也没有提及它。同年胡适在其?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党#一文中,主张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认为: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充分收受!。[3](P640)1933年,胡适在?建国问题引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不完全是%师法国外&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集合全国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4](P315)可以看出,胡适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有意避开了全盘!两个字,而悉数采用充分!一词。这不是偶然的。在这样一个严肃而敏感的问题上,胡适是不会随便使用一个词的,他完全明白充分!和全盘!在含义上的差别。几年后胡适本人的解释更能说明问题: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了一点批评。那一年?中国基督教年鉴#请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

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P552)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三点:一是胡适在那篇文章中使用全盘西化!并非本意,而是用字不小心!导致的误用,所以此后几年再不提全盘西化!;二是胡适的全盘西化!是和一心一意现代化!并列使用的,二者在意义上是相同或相近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全盘西化!;三是胡适既然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分作三种,前两种他认为都是不可取的,那么只有选择第三种。

胡适第二次提出全盘西化!是在1935年。这年1月10日,王新命、萨孟武等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实现中西文化的折衷调和。主张折衷论的吴景超教授在一个月后评论说:胡先生对于东西文化的保存与采用,采取一种折衷的态度??十教授对于东西文化的态度,与胡先生的一样!。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P410)如果说吴景超把胡适当作一个文化折衷的人,还是偶然的错误而被胡适可以勉强容忍的话,那么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教授也说他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的一支流!,则使他忍无可忍了。所以胡适在3月17日他主编的?独立评论#的?编辑后记#中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反对折衷论,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态度。胡适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反驳别人把自己归结为折衷派,标明自己是和折衷派有区别的才赞成全盘西化的。三个月后,胡适即宣布放弃全盘西化。他说: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此后胡适再也没有提出过全盘西化。

胡适是反传统的,但他并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胡适主张西化,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但他只是作为手段而非目的。他试图通过主观上全力西化的努力,使中西文化充分交融,借此让西

方文化涤荡中国传统文化,经过适者生存!自然法则的选择,在客观上建立一种包含中西文化精华,符合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新文化。所以,从本质上来看,胡适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他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取向也不是全盘西化,其全力西化的结果也不是简单的折衷。胡适的这种文化现代化思想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中国付诸实践,但它对复古主义、专制主义都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胡适所要建立的新文化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因而又带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这也决定了它不久即为无产阶级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淘汰的命运。

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了一点批评。那一年?中国基督教年鉴#请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P552)

西洋文化确有不少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绝不会全盘采取!。[胡适.胡适近学论著(第1集)(P561)他之呼吁中国的全盘西化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一有潜在的传统文化,保守势力就会卷土重来,全盘西化正好抵消那种危险!。[胡适.胡适近学论著(第1集)](P244)

胡适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内容

第一，胡适主张超政治构思的文化运动。那么，什么是超政治构思的文化运动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对其贡献巨大。他投身其中的主要动机在于实现自己推行社会改良主义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作为实用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不能容忍新文化运动超出文化运动的范围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从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出，胡适自身思想中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的——既想借新文化运动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又不想让文化运动涉及政治斗争。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胡适自身存在着角色冲突，他的思想是多歧性的。角色冲突是胡适思想多歧性形成的主要因素。胡适思想的多歧性主要不是时间上的前后不同，而是空间上的彼此差异。在其思想的多歧性中又有一致性，进一步说，就是他对同一角色的领悟和实践是一致的：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角色，他始终对国内现实和传统文化抱批评的立场；作为中国人的角色，又对国内现实和传统文化多有回护和同情。胡适思想的多歧性正是他对不同社会角色的领悟与实践的外在表现，其一致性或恒定性则是他自觉地恰当响应角色期待的自然结果。

第二，胡适主张社会改良，反对革命。他从实验主义立场出发，只承认社会问题的一点一滴的改良，不承认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但是，另有文章指出，胡适并不反对一切暴力革命，但他确信，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幸福，肯定不是单单靠暴力革命能实现的。这方面，我在后面再作具体说明。

第三，主张以美国为模型，建立西式民主国家。胡适政治思想成型于留美期间，他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忠诚追随者。胡适认为，中国只要以美国模型为自己文化出路的选择，就能成为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

根据胡适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支撑其政治主张主要是三方面哲学、政治思想——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我认为，这三个方面统一于胡适的政治思想，并紧密契合，最终形成了胡适的以实验主义、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改良主义政治思想。

一、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更广泛的，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有着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权利担任政务。

二、实用主义认为，当代哲学划分为两种主要分歧，一种是理性主义者，是唯心的、柔性重感情的、理智的、乐观的、有宗教信仰和相信意志自由的；另一种是经验主义者，是唯物的、刚性不动感情的、凭感觉的、悲观的、无宗教信仰和相信因果关系的。实用主义则是要在上述两者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来，是“经验主义思想方法与人类的比较具有宗教性需要的适当的调和者。”胡适的实验主义正是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

三、改良主义：是相对激进革命而言的。改良主义主张在现有架构和基础上渐进演变，逐步进步，反对激烈变革，反对疾风骤雨式的推翻现有架构重新构造新架构的革命。 宣扬阶级调和、阶级合作，主张在保存现有制度相对长期不变的条件下实行逐步社会改良的一种政治思潮。

那么，这三种思想由于胡适的政治思想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我认为，自由主义思想是胡适政治思想的理论依据。实验主义科学方法是胡适政治思想的方法论。改良主义是胡适政治思想实现的途径。

下面，我展开来说：

第一，自由主义是胡适政治思想的理论依据。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现今的爱谈“解放与改革”，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时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是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时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胡适的经验自由主义，可以说是知识论的一种休谟式的推进，其经验理性在休谟那里获得了理论基础和论证前提，哈耶克把休谟的无知论作为自由主义基本理论支持，因为“我们不知道、并且不知道我们中间谁知到，所以每个人的自由尝试、实验就是正当的，而社会正是靠着积累好的结果而实现自生自发的好的演进；而政府和政府统治只有承认和保护这种原则，才可能有合法性。”

第二，实验主义科学方法是胡适政治思想的方法论。在胡适看来，实验主义哲学是一种方法论，实验主义“虽也注重实际的效果，但它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重的是实验的方法”。胡适指出，实验主义思想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疑难的境地，这是思想方法的起点。

第二，指定疑难之处究竟在何处。

第三，提出疑难的种种假设方案。由于找到了疑难之处，人们自然会在已有知识、经验和思想里寻找种种解决之法。

第四，决定那一种假设是可适用于的解决方法。把每一种假设列举出来，比较分析，最终决定哪一种假设的方法更为合适。

第五，通过实验对选定的方法加以证明。只有能证实的假设，是人信服，才是“真理”。）

胡适认为，实验主义的方法论紧紧扣住实际生活中的种种疑难问题，而不是离开实际的生活内容去空谈抽象的方法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关于方法论的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深刻影响的“十字真言”。

胡适的实证方法与精神在五四时期的影响，越出了学出界，成为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政治思潮。但当他运用实验主义的方法论来谈论社会政治问题时，就不像谈论学术问题那样从容自如了。问题不在于他的方法论，而是当时的中国社会。

这就是胡适最基本的改造中国的政治思想，我们不难看出其深层是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综合体。改良思想与胡适取自美国的实用主义互为补充，这种观点，对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有着极大的影响。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的民主社会制度，对胡适影响至深，他主张政治改良，在中国建立一个“好人政府”。1922年5月，胡适联合了一大批国内政治、教育界的人物，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

（一）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二）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用人等等，因为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三）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注：《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三，27-34页。）

很明显，这三个基本要求是美国宪政制度的中国版本。是也是当时许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进行点滴改良的一个步骤。

第三，改良主义是胡适政治思想实现的途径。胡适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对西方近三四百年来所发展出来的民主制度有非常执著的追求。他认为，对于后发展国家，这种制度一般是很难通过暴力革命来求得的。他并不绝对地反对一切暴力革命。但他确信，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幸福，肯定不是单单靠暴力革命能够实现的。

和平改革是创建新制度，促进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过程：胡适认为，中国的问题，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批评他的人，讥之为“五鬼闹中华”)。这些问题，他认为都不可能用暴力革命的办法来解决，只有靠一步一步地改革和建设来解决。胡适自称，他所反对的革命，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是因迷信某某“主义”而起的盲目的革命。他认为暴力革命只是革命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改革也是革命，等等。尤其要特别指出的是，他认为，暴力革命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要创立新制度，要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和平改革是不可回避的过程。这一见解是极为重要的。过去一个很长时期，人们确曾有过一种天真的想法，以为革命可以“根本解决”一切问题。经过几十年的“不断革命”之后，在进行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建设之后，我想，大多数人已经明白了，胡适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现在人们已经懂得，暴力革命只能解决夺取政权的问题；要使新制度扎根、生长、成熟并健全起来，要使社会进步发展起来，要使人民的生活真正富裕起来，不进行长期的改革和建设，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经过几十年的“不断革命”之后，在进行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建设之后，我想，大多数人已经明白了，胡适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现在人们已经懂得，暴力革命只能解决夺取政权的问题；要使新制度扎根、生长、成熟并健全起来，要使社会进步发展起来，要使人民的生活真正富裕起来，不进行长期的改革和建设，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胡适有一篇文章，叫作《容忍与自由》，其中有一观点是，只有容忍，才能获得自由。我想，这其中也体现着胡适欲通过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思想。

最后，对胡适政治思想内容的学习也引发我这样的思考，与大家一起探讨：

胡适的政治思想，与他的学术思想一样，其所涉及的每一领域，都有人提出异议，但我们却又不能忽视他的政治思想的存在。五十年代对胡适的大批判后，胡适这个名字渐渐被人淡忘了。但时隔三十年，对胡适的研究又再次成为热点。胡适的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他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确实

是渊源于美国的。但渊源于美国的思想或思想方法，并不一定都应全盘否定。我们不能不承认，胡适所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在一定时期仍有极大的生命力。作为胡适政治思想的核心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提出之初，就有大量的拥趸，在今天看来也并非全无道理。

经过几十年的“不断革命”之后，在进行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建设之后，我想，大多数人已经明白了，胡适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现在人们已经懂得，暴力革命只能解决夺取政权的问题；要使新制度扎根、生长、成熟并健全起来，要使社会进步发展起来，要使人民的生活真正富裕起来，不进行长期的改革和建设，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这种改革正是渐进的，正是所谓的改良。

我们对待历史应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和评判也应客观、公正。

那么当我们谈到胡适这样的人，以及他做的事，是否也应该跳出我们固有的意识形态语境，保持思想的自由与独立，而不是被其“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