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治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治理模式重构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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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德治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治理模式重构

的启示

□岳轩宇

【摘

要】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当代社会治理的语境

下，单一以“法治”为主的社会治理模式仍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尤为迫切。文章以儒家德治思想为出发点，探索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构建社会治理价值导向、重塑社会治理结构、丰富社会治理模式等层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期为当代中国社会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提供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儒家思想；德治；法治；社会治理【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03（2020）01-0025-04

当前，中国处于改革攻坚期深水区，社会管理领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迫切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这反映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创新是中国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法治”是现代社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要义是“良法善治”：以公平正义、平等和谐等为主要内容的倡导价值和以人为本、依法治理等为主要内容的治理方式。然而，治理手段既需要刚性的法律规制也需要柔性的道德规训，不能单纯只依靠法治。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社会治理正面临现代化进程中的新议程、新格局，治理空间在不断变化、扩大，而法律以事后救济为主，具有滞后性；第二，中国社会治理对应的治理主体具有多元化属性，社会治

【作者简介】岳轩宇，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政治和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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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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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空间呈现网络化，而法律作为正式的制度规范从其制订到执行都存在较大范围的普适性，难以对空间内的一些主体和客体提供个性化、针对性的治理依据；第三，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目标并非仅是提供手段，而是确立价值。因此，在中国当代社会治理的语境下，单一的依法治理在价值导向方面的作用薄弱，难以应对中国社会治理新语境、新格局下的正当性危机，必须寻找适用于中国社会治理格局的法律以外的资源作为补充。对于中国社会的治理，必然离不开对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正确认识和解读，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绵延两千余年，其蕴含的中国传统智慧对当代社会治理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一、儒家德治思想与社会治理价值导向相对于西方的法治传统而言，古代中国是以儒家德治传统来进行社会治理的国度。马克斯·韦伯认为，古代中国以儒家人际关系为核心的伦理体系，与货币、赋役、家产官僚制等其他社会制度一起，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特征。儒家伦理本身是以亲属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结构来构造社会秩序的。韦伯认为，古代中国这种以小共同体为组织的社会生活与西方现代性是相反的。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借鉴西方经济学及其法治思想，以“经济人”假设作为治理和规制的前提，借助公权力制订法律等一系列制度性安排，通过颁布“禁忌”及其惩罚措施进行治理。然而，这种制度性安排虽然能满足最低限度社会行为的调节，但无法实现“善治”。经济学家认为，“善治”的主体未必一定是政府，支配人与人之间或者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也无须一定要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而是可以来自“一种习惯或者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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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仁政”或者说“德政”是古代中国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仁政”的思想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的“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等治理价值观。“修德配命”主要体现为治理者对道德的重要性和行为主动性的认识；“敬德保民”是指治理必须实行“保民”“惠民”的德政，要“民德慎罚”，不能扰民、损民、害民。周人提倡的“修德”，既是对王者的要求，也是对制度安排“礼”）的要求，对后世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在继承周礼的儒家思想家孔子看来，“仁政”就是“为政以德”，即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安排与制度执行都必须合民心、顺民意，“以德服人”。孔子的“仁”既指成己，也指爱人，通过成己达到爱人。从消极的角度看，“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从积极的角度看，“仁”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进一步将儒家治理价值学说系统化，他反对霸道，认为“以德服人”的是实施仁政的必然选择；同时进一步阐述“仁政”思想的核心是民本思想，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他提倡“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孟子·尽心上》）以及“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孟子·离娄上》）；认为治理应达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的效果；同时还要求治理者能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孟子·公孙丑上》。

从以上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典籍可以看出，孔孟的儒家德治思想倡导通过治理主体提高自身道德水平，以民为本施行仁政，进而达到“善治”的目的。这些思想关注于提高治理主体的道德水平，确立了以人为本、以德服人、德刑兼施的儒家治理价值导向，由此可以从两个维度为中国当代社会治理提供价值导向的支撑。

“敬德”（即“王道”第一，为既有法律规则提供价值判断依据。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是实现“良法善治”。亚理士多德将“良法”概念与道德价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良法的标准之一就是要体现人们所珍爱的道德价值。个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制度伦理的价值导向应该反映其所服务的社会中的人的道德价值。那么，社会法治中法律的制订就需要依据社会特征，要有符合社会特点和当代发展态势的价值判断，体现儒家道德思想的价值。

第二，为社会治理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提供价值导向。德治与法治并不矛盾，现代德治是在法律对公权力进行约束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框架下，即在确保法律对公权力制约的前提下，强调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品德情操与社会道德教化。儒家德治思想以人为本、以德服人的价值导向，对树立人的尊严和维系人际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为社会治理中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提供了治理伦理的供给。

二、儒家思想与中国当代社会治理结构重塑

儒家思想在创立之初就有通过引领价值导向重塑社会治理结构的实践。西周时期，古代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宗法分封制度，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孝道兴起。然而，到了政治、经济、社会剧烈变革的春秋时期，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出现动摇，主导意识形态的宗法性宗教瓦解，维系人际关系的孝道开始崩坏。孔子在这大变革时期，将以宗教为底色的孝道转变为以孝道哲学为基础的宗法人伦，将孝道的方式从“追孝”转变为“敬孝”，并依此构建起完整的儒家人伦思想和礼节体系，深刻地重塑了两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治理结构。曾参是孔子学生中孝道伦理最忠诚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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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用“忠恕之道”作为孝道的哲学基础，并指出：“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大戴礼记·曾子立幸》）

在中国当代的社会治理议题中，社会保障和养老不断面临着新挑战、新问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探索多元主体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对比非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儒家传统伦理通过强调家庭和谐以及内部成员行为互助，强化了中国以家庭作为社会单元的内部成员之间的利他主义精神，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其他文化圈国家的社保养老模式，成为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思想渊源。非儒家文化圈的国家社保养老治理主体较为单一，大多为政府和公民个人；而儒家文化中以孝道为核心，以父母、子女之间的紧密联结为纽带，以家庭为单元构建起了一个具有独特伦理价值和社会功能的养老模式，不仅可以维系家族秩序，它的向外延伸更是促成了对社会有效治理。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儒家思想所倡导的这种模式有助于形成一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内生积累机制，缓和了来自人口基数和老龄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压力。可以说，儒家思想中孝道的“内圣”与“外王”，“仁”与“礼”的“推恩”，使得中国社会治理完成了主体多元化和非正式结构网络化的进程。这对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与养老制度提供了解决思路，可以有效弥补非儒家文化圈社会保障与养老制度的不足之处，对当代社会治理结构的影响较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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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社会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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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家德治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19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表现日益明显，而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必然引发社会各界对于政府治理与市场有效性的深刻反思。在西方传统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承担了向社会提供制度安排、管理社会事务的责任。而在后工业社会阶段，管理主体多元化趋势明显，公共治理空间扩大，非政府组织逐渐成为社会治理活动中活跃的参与者，并要求与政府一道进行社会治理。西方国家早期试图颠覆官僚体制的改革路径是向市场学习，从企业管理模式中引申出社会网络治理模式，但无法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失序的顽疾。中国当代社会治理模式显然不能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

从当代中国社会的治理环境看，儒家德治思想给中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可以具备自我治理和自我修复功能的社会治理模式。孔子不仅力倡个体自我约束，应“克己复礼”，还倡导治理主体应“为政以德”，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治理应重视道德教化所产生的内在驱动，而不仅仅依靠政令刑罚。从孔子的“内圣”出发，孟子进一步阐释了“推恩”与“民本”思想：“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章句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德治”的伦理内涵得以在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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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

具体而言，根据儒家德治思想的要素，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路径来实现。

第一，构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态势和传统文化的道德体系是重塑社会治理模式的纲领。公共权力运作流程是互动式、多向度的。政府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制者，回到社会之中成为人民服务者，这也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体现。

第二，通过礼乐约束，实现柔性道德规范和刚性法律规范之间的联结。在儒家社会治理中，礼乐是一种介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中性调节系统。这种系统可以由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来供给，构成一个以合作关系为纽带的和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的统一整体，共享公共资源，参与公共治理，并使各方共同受益。

第三，通过法律规制，对突破道德伦理底线行为进行刚性制裁。社会治理除了要与人的个体自由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的内在逻辑结合之外，还要与国家建设能力和国家发展水平相结合。而实现“善治”，实现德治与法治结合的共生与统一，关键在于国家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引导社会治理中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文章探索让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治理系统的顶层设计中发挥启示意义的途径，使其能够在构建社会治理价值导向、重塑社会治理结构、丰富社会治理模式等层面发挥重要作用。社会治理是社会共同体价值和行为选择的过程，如果社会能从高速经济成长过程中所伴随的一系列公共危机中发现道德的制衡价值，借鉴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启示，激发出多元治理主体内在的道德自觉，就一定会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寻找到治理当代社会的灵感，贡献出引领世界走出社会治理困境的。

（下转第49页）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中国智慧”党政领导思考

DANGZHENGLINGDAOSIKAO过程，遵循的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所坚持的原则。

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民主集中制就像是我们党组织内部的“稳定器”，民主集中制贯彻得好坏与否，直接影响我们党内政治环境，进而影响党的事业的发展，影响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危害。

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我们党依然要坚定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制度，增强我们党的凝聚力、领导力和战斗力。因此，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反思教训，创新思维方式，提出有针对性的、完善的措施，更好地发挥我们国家的制度优越性，为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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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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