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本背后的灵魂超越与本体回归——从鲁迅小说《离婚》说开来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i*nalofGuangxiTeachesEducationUnivei*sity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Mar.2017

Vol.38 No.2

DOI：10.16601/j.cnki.issnl002-5227.2017.02.005

一个文本背后的灵魂超越与本体回归1

—从鲁迅小说《离婚》说开来

殷静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长久以来，鲁迅很多作品的阐释都被限定在一些固定的话语中，如启蒙、国民性、社会与文化 批判等，对鲁迅本人的理解也逐渐成为用鲁迅作品进行“六经注我”的过程。这种现象在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 都有所显露，而鲁迅研究尤为严重。现以鲁迅小说《离婚》为例，从文本出发重新解读，结合作品创作的时代背 景与作家本人微观体验，细致考察这一文本的历史语境，为今天重新阅读鲁迅、理解鲁迅作品提供一点思考。

[关键词]鲁迅；离婚》古典笔法；思想转折；灵魂超越；身份回归[中图分类号]210

I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7)02-0024-06

1925年11月6日，鲁迅写下了《离婚》，后收 人其小说集《彷徨》，这也是他生前创作的最后一 篇现代题材小说。之后，鲁迅虽然还有以神话和 历史题材创作的《故事新编》，但其风格与《呐喊》 《彷徨》截然不同。

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 里说：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 己》《药》等，陆续地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 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 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此 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 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 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1]这表明，鲁迅自 己对《离婚》这篇小说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然 而，在《彷徨》这个集子里，研究者们往往更关注 《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篇章，反而 像《离婚》这种鲁迅自认为写得更好的作品却没有 那么引人注目。这确实是个有趣又值得研究的 现象。

那么，鲁迅为什么对于《离婚》评价如此之高 但却没有被读者广泛关注呢？到《离婚》为止，鲁

迅因何结束了他的现代题材小说创作？今天，我 们能否通过重新阅读鲁迅作品以更加接近鲁迅的 文学世界和心灵世界？或许，对《离婚》的重新解 读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视角。

一、古典笔法下的

一出乡土社会讽刺剧

《离婚》这篇小说放在整个《彷徨》集子中看， 在形式上是有些特别的。其特别之处在于，故事 情节主要发生在两个相对单纯的场景—

航船和

慰老爷家，故事叙述基本依靠人物对话展开。开 头和结尾，也是相互呼应的对话，故事在人物之间 的相互问候中开始，又在人物的寒暄中结束。

这种形式较易使人联想到戏剧，在特定的场 景中，主要依靠人物对话来塑造人物、展开情节和 营造戏剧冲突。而鲁迅在这篇小说中也的确没有 用过多的修辞，基本都是采用白描的方式，在某种 程度上可谓极力降低了叙述者的声音。这样，以 固定而单纯的场景空间为依托，以人物对话为支 撑，使小说故事情节的画面感很强，同时，狭小单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引用格式]

2016-12-1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留学背景再研究’’（11殷静（1991—

BZW090)

),女，山东青岛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殷静.一个文本背后的灵魂超越与本体回归：从鲁迅小说《离婚》说开来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7,38(2) :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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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的空间又很容易营造激烈的冲突。

小说根据故事展开的前后两个场景，可分为 两个部分：航船和慰老爷家。

在航船这个空间里，人物对话主要用来交代 故事起因和人物身份，以及塑造主角（爱姑）性格。 开头一连串人物的打拱问候声先表明了庄木三的 地位，在沿海一带乡村是比较体面和有势力的，又 通过爱姑的言辞突出了她的性格。爱姑一开口便 称呼自己的丈夫和公公是“小畜生”和“老畜生”， 三次，这三次恰恰一步一步打破了爱姑最后的希 望。第一次开口讲“屁塞”，这明显超出爱姑认知 范围的话导致了她的心虚；第二次面对爱姑想要 “拼命”七大人三言两语便又打压了爱姑的气势； 最后一次仅“来〜〜兮”两个字，“黑背心的男人” 便唯唯诺诺，权力秩序在这个简短的命令和下属 规训的动作中完全展现它的威严，这也成了压死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爱姑彻底绝望了，也认清了 自己的处境。作者在这个过程的叙述中，基本都 丝毫不把慰老爷和七大人放在眼里，对自己的父 亲也敢直言不满，一个泼辣、蛮横的农村妇女形象 跃然纸上。同时又借爱姑之口交代离婚缘由—

爱姑的丈夫姘上了小寡妇，公婆对她不喜，慰老爷 主张两人“走散”即离婚）爱姑不满而闹，现在只 能寄希望于这个“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并且“知书 识理”的七大人能为自己说公道话[2]。这一部分 能清晰看出，航船空间所遵循的文化秩序有两个： 一是对待婚姻和女性地位等伦理社会关系所遵循 的传统礼教秩序；二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权力等 级秩序。庄木三与爱姑一登航船，都是男性在与 庄木三说话，整个交谈过程，并没有人主动去问当 事人爱姑的情况，若爱姑自己不主动说话，没有人 主动给予她说话的机会。并且，在离婚这件事情 上，闹了 3年，慰老爷都是主张“走散”，表明从一 开始，爱姑的结局便不能如她所愿。掌握话语权 的男性是最初负责说和的慰老爷，他是主张离婚 的。另外，鲁迅还描写了一个细节。在整篇小说 中，除了爱姑，航船上还有两个念佛号的老女人， 她们对爱姑的反应是“互视，努嘴，点头”鲁迅用 6个字便生动刻画出在中国传统文化礼教中被规 训的女性可悲的状态，一切都以传统妇德为评判 依据，即使同为女性也没有对爱姑流露出丝毫的 同情与理解。

从航船到慰老爷家，故事场景发生了变化，看 似空间变了，但其实所包含的文化秩序并没有发 生实质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了。一到慰老爷家，爱 姑便没了“气势”，开始心虚，然而自己并不明白为 什么会局促不安。在这个空间里，爱姑是孤立无 援的，周围所有人都没有站在她的立场上替她说 话，形成了主人公爱姑与周围男人之间对立的状 态。爱姑被围困在一屋子男人中间，四周没有任 何出路，犹如困兽之斗。对于“走散”的结局，爱姑 父亲没有任何异议，一方面注重钱，赔的价钱合 适，另一方面他畏惧七大人。原本爱姑还心存期 望，七大人能为自己说话。但七大人总共开口了

是采用以爱姑为中心的限制性视角，从爱姑来看 七大人，来突显七大人这种在乡村社会有权力的 人为乡野百姓带来的文化秩序压力。在整个离婚 “程序”上，爱姑一个人的抗争抵不过七大人三次 开口的寥寥几个字，婚在轻描淡写的三言两语中 离了。慰老爷家这个空间，在文中从职能上看类 似于公堂或现代法庭，但实际恰恰相反。这里没 有任何传统或现代的离婚法律程序，乡村士绅几 句话便决定了一场婚姻的归宿和一个女性的命 运，整个过程显得随意又有些荒诞，但放在整个小 说所展现的以传统礼教为支撑，以权力秩序为准 则的乡村社会中，却没有丝毫不合情理。在主人 公的限制视角和叙述者有意不发声的叙述策略 里，整个故事更像是一出不动声色的小闹剧，结束 得干脆利落又合情合理。

对于主人公爱姑这一形象，研究者或者在女 性主义范畴内分析爱姑的性格与局限，或者在革 命与启蒙的框架内考察，认为爱姑这一人物形象 与传统农村妇女相比，其泼辣、蛮横看起来似乎是 具有了所谓的“反抗意识”，但她觉醒得不够彻底， 并且传统礼教与文化势力过于强大，这才“反抗” 失败。但如果细致分析，爱姑真的是具备觉醒意 识的农村妇女吗？她的反抗真的是对女性婚姻命 运的不满吗？

庄木三的地位和势力作者在航船上已有所交 代，他是此地沿海各村“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有 脸面的人物。在慰老爷家，作者又通过爱姑的心 理活动强调庄木三是“沿海的居民对他有几分惧 怕的”。这表明爱姑家在当地乡村社会中有些势 力。同时，小说中还交代，因为爱姑闹离婚的事 情，庄木三带着6个儿子，拆了亲家的灶台。由此 可见，爱姑泼辣、蛮横，“闹”离婚，更多是因为在这 种家庭环境中所成长起来的性格。庄木三拆亲家 的灶台也不完全是因为女儿受委屈，而是维护体 面。再看爱姑所一直强调的明媒正娶，她是“三茶 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是符合礼数的，她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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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妻，不能容忍丈夫出轨，婆家赶她走。爱姑所依 附的话语资源依然是传统礼教，并非所谓现代女 性觉醒后的争取婚姻自由的意识。而且，在整个 离婚这场闹剧中，爱姑才是唯一不想离婚的人，她 只是为了通过“闹”来争取自己在传统礼教婚姻中 的地位，维护自己作为“妻”的身份。然而，在整个 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秩序里，完全是由男性建立起 一整套话语资源与等级秩序，女性是从属地位，没 有任何话语权。所以，虽然整个离婚过程爱姑是 姑要“拼命”的话，七大人的“道理”是给爱姑一方 多赔十块钱，并向爱姑申明夫家要“休妻”便能“休 妻”，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七大人所拥有的 知识来自于古人死尸的物件，公理来自于中国传 统礼教秩序，处理方式来自于传统乡村社会士绅 官场，并没有“离婚”本身所包含的现代意识和法 律内涵，鲁迅对七大人这一人物和离婚这一事件 的讽刺在寥寥几笔的刻画和不动声色的叙述中都 包含在内了。

当事人，但她却好似演了一场独角戏，没有任何人 听取她的感受，理解她的想法，当事人虽然闹离 婚，却并不想真正离婚，而最后这婚居然在轻描淡 写中离了。期间离婚这个词本身所包含的自由、 平等现代意义不复存在，这与小说题目形成一个 巨大的反讽。因此，虽然爱姑这一形象从一个侧 面也反映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命运，但更多的，这个 文本以爱姑闹离婚的故事架构起中国传统乡村社 会的运作方式[]，这其中包含着传统伦理秩序、文 化秩序、权力秩序等。爱姑不仅看不透完全以父 权、夫权为中心的传统伦理秩序，而且也不懂权力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士绅官场的规则。一场乡野离 婚的小闹剧，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与阐释空间。

鲁迅在展现这出中国乡村社会讽刺剧时，运 用大量白描手法和看似叙述者不发声的策略，其 风格与《彷徨》中大多小说不同，更接近他所欣赏 的中国古典讽刺小说—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王瑶先生曾在《论鲁迅的作品与中国古典文 学的历史联系》一文中，对鲁迅作品中对古典文学 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的继承进行了细致地考察，认 为鲁迅对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士林”风气的揭露 和高超的讽刺艺术都有所继承[4]。

从《离婚》来看，鲁迅在描写七大人时，伴随着 人物出场的是“屁塞”这一物件，这是“古人大殓的 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然而，七大人却当成宝贝 一直把玩儿，还在鼻子两旁擦，以此来向他人显示 学识。用“屁塞”这个物件来衬托所谓“知书识理” 的人物，本身就具有荒诞的讽刺性。在航船上，汪 得贵形容七大人是“知书识理的人，是专替人家讲 公道话的”。“知书识理”和“讲公道话”在后面的 叙述中总共出现了四次，三次是爱姑所说或所想， 一次是慰老爷所说。他人从侧面的烘托恰恰展现 的是相反的情况。七大人的“知书”在于解释“屁 塞”和“水银浸”，普通乡野民众并不了解这些东 西，于是产生了知识即权力的威慑力；“识理”和 “讲公道话”主要在于七大人第二次开口，听到爱一 26 —

正如鲁迅评价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样，“秉 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犹在士林；其文又戚 而能谐，婉而多讽”[]，《离婚》也同样如此。

因此，从思想内涵来看，鲁迅对中国传统乡村 社会文化秩序、运作方式的考察，《离婚》是真实而 深刻的；从艺术风格和表现技法上看，对话叙事的 方法和讽刺技巧，圆熟而高超。鲁迅在评价这部小 说时，单独将《离婚》《肥皂》拿出来给予较高的评 价，却不讨论读者更为关注的《祝福》《在酒楼上》 《伤逝》等，除了小说本身，也能看出鲁迅个人的艺 术品位追求与审美倾向，这也是微妙而有趣的。

二、反思挣扎后一个深沉而

痛苦的转折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离婚》确实是符 合鲁迅自己认为的“技巧圆熟，刻划深切”的，那 么，鲁迅为什么在《离婚》写完之后，却放弃了这种 现代题材小说的创作呢？这其中与作家本人的创 作心态和思想状况又有何关系呢？

自《呐喊•自序》写成以来，研究者们习惯于 从鲁迅文学创作的缘起去阐释其关于当时的革 命、启蒙的思想看法，并逐渐形成了《呐喊》作品的 阐释框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序言写作时间是 1923年，是在整个《呐喊》中的作品完成之后的， 所以这篇序言除了交代《呐喊》写作时作家本人的 思想状况与心态，还包含着1923年鲁迅的思想与 心态，即一个已经完成了 “文学启蒙”的“呐喊”的 鲁迅。而1923年，通过一些研究者的考察，恰好 是鲁迅自我心境、思想转换重要的一年。

《彷徨》所收录的作品都集中写于1924年至 1925年，鲁迅在1922年写完《呐喊》中的小说后， 整个1923年都没有进行小说创作。那么1923年 对于鲁迅来说，不进行小说创作到底出于什么原 因？这一年是否发生了一些令鲁迅产生巨大转变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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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便已经说出了自己 内心对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五四学潮的看法和 对启蒙的悲观与怀疑态度，那段著名的关于“铁屋 子”的理论已经阐明，虽然鲁迅最终决定了“呐 喊”，不过在于生命本能与“听将令”。但这并不意 味着鲁迅对此有足够的期望。仔细去看《狂人日 记》《药》等文本，他对于启蒙一直是持悲观与怀疑 的态度的，时刻保持清醒，又常常与自己的这种绝 望作斗争。而在《呐喊》完成后，1923年，五四运 《彷徨》一共收录了 11篇小说，从结构和内容 上来看，其中有4篇小说明确写关于现代知识分 子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分别是《在酒楼上》《长明 灯》《孤独者》和《伤逝》，而《孤独者》与《在酒楼上》 更是鲁迅对自己的观照。更不用说还有写旧知识 分子的《肥皂》《高老夫子》等，以及《祝福》中的 “我”等等。而《彷徨》的最后两篇分别为《弟兄》和 《离婚》，这很难使人不联想到鲁迅1923年的兄弟 失和事件和自身婚恋问题。

动已经退潮，鲁迅看到的依然是社会运动的失败， 现实境遇的黑暗，他本就是多疑、敏感又冷静的 人，自然比别人看得更深、更多、更远。1933年， 鲁迅甚至在《题〈呐喊>中写道：弄文罹文网，抗 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世情” 是什么，是高昂的启蒙与革命运动和澎湃的热情， “抗世违世情”这句话与他当时的心境可谓是十分 贴切了。在1923年，他的思想与内心已经从“呐 喊”转变到“彷徨”了，因此在这一年为《呐喊》写的 序里才会那么沉重、曲折，满篇的寂寞、悲哀。

除了社会现实带来的“热情”的消减，这一年 更为重要的事情来自于鲁迅本人的人生经历。 1923年7月，周作人写了亲笔信与鲁迅绝交，8月 鲁迅便搬出了八道湾的房子，兄弟失和对于鲁迅 来说是巨大的冲击。同时，这一年，许广平与鲁迅 也开始密切交往，他的生活中出现了一抹亮色，同 时也使他对于之前与朱安的婚姻产生了更多的苦 闷与思索。单从一个作家的人生经历来说，1923 年对于鲁迅，可谓太重要了。

这些生活中的巨变引发的思想上的变化都逐 渐反映到了他的创作中。《呐喊》与《彷徨》这两个 集子，从结构上来说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从思想上 来说更是一个不断转变、发展的过程。例如对于 启蒙的问题，如果说《呐喊》时期，鲁迅考虑更多的 是启蒙是否有效，启蒙者是否有资格启蒙，启蒙者 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关系。而到了《彷徨》时期，他 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思和认识更加深刻，这也意味 着他有了更多的怀疑与悲观。尤其对启蒙者，或 者说是对知识分子的反思，鲁迅比之前还要深人， 这其中更包括他对自己深刻的剖析所带来的矛盾 与痛苦。即使抛开启蒙的话语阐释体系，单从美 学意蕴上来讲，《彷徨》的第一篇《祝福》，就显得比 《呐喊》中的小说更加阴郁、沉闷、压抑。《祝福》的 最后一段，作者的情感几乎是一泄而出的，看似盛 大、热闹的“祝福”仪式后，透着无尽的悲哀与凄 凉、虚伪与冷漠。

将《弟兄》和《离婚》从常见的对于《彷徨》的阐 释话语中拿出来，与鲁迅个人经历结合起来考察， 有很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弟兄》里，看起 来两弟兄友爱无间，而沛君却时刻担心自己的弟 弟病死带来一系列的经济问题，看起来“兄弟怡 怡”是透着虚伪与阴暗的。再联想到关于鲁迅与 周作人兄弟失和的缘由的一些说法，经济问题是 很重要的原因，这样再去读《弟兄》这篇小说，实在 是耐人寻味。也有很多研究者结合鲁迅自身的婚 姻与爱情，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从《离婚》文本对 鲁迅的精神状态进行考察。传统的包办婚姻并没 有爱情，有的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无 爱的婚姻没有感情做基础，男女双方都要遭受痛 苦，同时也是导致旧社会女性悲剧命运的重要因 素。鲁迅笔下的爱姑如此泼辣，却只能完成一场 无望的闹剧，现实更多的是像朱安那样默默承受 这种命运，鲁迅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如果 离婚，朱安的处境更加艰难。这不禁让人想到，离 了婚的爱姑，她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总体来看，鲁迅在“彷徨”时期，内心对启冡有 效性的怀疑，对知识分子的生存与精神困境的考 察，以及自身经历带给自己内心与思想上的变化， 都在其创作中有所展现。在《彷徨》这个集子里， 他开始使用大量的第一人称，即使不是第一人称， 也对以自我形象出现的人物，如“魏连殳”等，进行 灵魂的拷问和人格的批判，同时他的作品中也开 始出现很多抒发自我感受的抒情，虽然“呐喊”时 期也存在这种情况，但“彷徨”时显然更为明显。 1924年，鲁迅翻译了日本的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 的《苦闷的象征》，还在引言里表达了自己与厨川 白村同样的文艺观点—

“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

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跟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 义的象征主义”[7]234 , “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 是能够完全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 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7]230。 从中我们对鲁迅文艺创作的动机或许除了 “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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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疗救社会”，又多了一层理解。如果说，“呐 喊”时期的鲁迅还有着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丝热情， 那么到了“彷徨”时，更多的是内心的苦闷与挣扎。 但褪去了热情的鲁迅，反而在创作上的表达更自 由，他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更需要文艺创作来排遣。 《弟兄》和《离婚》中体现了多少鲁迅兄弟失和与自 身婚恋问题的个人体验并不能被准确量化，但其 内心所承受的苦闷和深刻的反思确是实实在在蕴 含在这些文本中的。从1924年9月开始，鲁迅开 学习新的理论，接触青年，思考历史、社会与文明， 译介外国优秀作品。他的杂文依旧锋利，他的《故 事新编》进行了艺术形式上的超越，他的翻译更加 注重现实社会人生。或许正是那“反抗绝望”的生 命哲学，支撑着他独自一人，历经了如此多的黑暗 与鲜血，依然能向前行进。并且，他时刻保持着清 醒，对所有问题冷眼旁观，然后一针见血。见过了 启蒙无效，仍然要坚持启蒙；体会了绝望与苦痛， 仍然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走。他在这种反复的挣 始进行《野草》的创作，《野草》很多篇章的创作时 间与《彷徨》写作的时间重合，那是在“彷徨”中不 能完全倾泻的苦闷，是“彷徨”更为深刻的延续。 所以，我们才在《野草》中看到了一个更加绝望、孤 独、矛盾并极力向深处自我剖析的鲁迅，看到了他 极力“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王晓明先生在《双驾马车的倾覆—

论鲁迅

的小说创作》一文中，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动机做过 考察与分析，他认为鲁迅的小说创作一直存在着 两种动机，分别是进行社会启蒙和排遣内心苦闷， 这两种动机就像一辆双驾马车向前行进。在鲁迅 还有对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时，他要“为人生”和“疗 救社会”的启蒙意识占据了上风，这时排遣苦闷的 动机就被压抑，当这种动机终于在鲁迅对现实的 绝望和反抗绝望中压抑不住，打破了平衡，这辆 “双驾马车”便不能正常行进了，这也是鲁迅在《离 婚》之后无法进行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时再回过头看《离婚》那极冷静的白描手 法，一个“噤若寒蝉”般压抑的空间，一个带点儿荒 诞，但又确实可信的结局，实在不能不说可怕又让 人绝望。至此，鲁迅的思想与内心经历了一个从 “呐喊”到“彷徨”的转折，而这个过程中既有时代 背景下革命、启蒙等集体性焦虑，又有个人经历背 后不能为外人道的苦闷与挣扎。而鲁迅的小说创 作便在这样的情景下回归创作主体最深处的情感 领地与文学修养花园（古典文学艺术风格与手 法）也由此产生僵化的“革命”“启蒙”等话语之外 无尽的张力与丰富、广阔的阐释空间。

三、彷徨无地后一个灵魂的

超越与回归

在鲁迅以《离婚》结束现代题材小说创作后， 他仍然进行着大量的文学创作与文学作品翻译工 作，没有因为其痛苦的灵魂彷徨而放弃“为人生” “疗救社会”的创作目的。在其晚年，他仍然积极

扎、痛苦、反思、矛盾之后仍然选择了坚持与回归， 完成了自我灵魂的超越，这也是其作品中深广的 思想与厚重的情感与精神力量的来源。

然而，真正吊诡的是，与鲁迅当年对中国文 化、历史、启蒙与革命等问题进行的反思一样，我 们现在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解读，对文学之于文化、 历史、革命、民族国家的想象，同样囿于相似的话 语体系中。

鲁迅喊“救救孩子”，却用《狂人日记》的文本 结构来揭示孩子不可救，同时用《我们怎样做父 亲》来深刻阐释儿童的解放与传统伦理，那种将孩 子从旧家庭中拖出来，却让孩子担负起国家、民族 未来的做法并不是真正对儿童的解放，而只是从 传统文化礼教的秩序被规范到西方现代性话语 中。鲁迅关注妇女的命运和女性解放，不只看到 要将她们从旧家庭和婚姻的泥沼中拉出来，还看 到了娜拉出走后的困境与出路。五四的思想先觉 者们急于从中国文化中的话语秩序中解放，却也 在民族危亡与生存之际，将本民族的文化推向了 西方话语体系的深渊。我们并没有从原来的桎梏 中解除枷锁，而又落人了他民族文化、文明的“围 城”中。而与同时期的文学家们相比，鲁迅总是看 得要远一步，并且时刻清醒地警惕着自己思想中 的“鬼气”。同时，他晚年写《故事新编》，塑造“女 吊”“宴之敖者”等文学形象，或许更是他想从中国 传统文化中去挖掘一种可能，挖掘一种能够支撑 个人、民族、国家的力量与话语体系的可能。这并 非是要标榜鲁迅的思想多么深刻，而是说，思想的 深刻性是鲁迅成为伟大文学家的必要条件，可也 变成了鲁迅被逐渐剥离文学家身份的重要缘由，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对于后世的研究者们来说，长久以来，《呐喊》

与《彷徨》作为新文学创作的实绩，其解读无论如 何也绕不开革命与启蒙、文化批判、国民性、民族 与国家想象等阐释话语，这些所谓的理解鲁迅小 说的关键词，成为了每一个研究者无法摆脱的“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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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幽灵们”不仅来自于文本本身所包含的内 涵，还来自于整个学科阐释话语的僵化与20世纪 以来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局限。上世纪初 被迫开始的现代化，我们在急于构建现代民族国 家，理论的缺位与价值标准的西化与模糊，就这样 失落了文化根基与话语空间。

固然，整个20世纪文学的发生绕不开民族国 家的“启蒙与救亡”[]与现代性焦虑，但在对文学 作品、作家、文学现象的阐释和解读上，也同样落 人了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中。以鲁迅研究为例，研 究者们或者在文本细读中努力发掘所谓的“微言 大义”，或者在鲁迅思想的阐释怪圈中绕不出来。 我们习惯于开口必谈鲁迅的启蒙、鲁迅的思想，而 文学的鲁迅却被当成了认识这些的工具。这使鲁 迅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走下“神坛”后，落人了 另一种话语圈套。思想解放的80年代，从鲁迅作 品中抛开革命话语挖掘理性启蒙与个人本位；90 年代，又从女性主义角度挖掘祥林嫂、子君有没有 觉醒和反抗。到今天，鲁迅依然在进一步被概念 化、标签化，读者从他杂文的只言片语中“断章取 义”，或批判现实，或彰显自我，研究者从其小说、 散文的词章语句中解构再建构，极力挖掘其思想 的深刻、其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开掘。而鲁迅作 品和他丰富、深广、灿烂的文学世界就在这样的 “六经注我”中失落和被遮蔽了。如今，认识鲁迅 的每一篇作品都已很难完全从文本出发，考察其 宏大时代背景和个人微观体验的复杂语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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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学家鲁迅”虽然屡被提起，我们却已然忘记了 作家这个身份才是鲁迅最应该被记得和被理解的 真实灵魂。这或许应该是回到文学本身，回到文 学研究本身，回到历史文化本身，寻求更高层次超 越所需要做的最迫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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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u Xun?s Novel Divorce

YIN J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On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Soul and the Return of

the Entity Behind a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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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interpretations on many of Lu Xun?s works are limited in some fixed discourses， such as the enlightenment， national character， revolution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 on，and the understanding to Lu Xun himself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rocess of “iis six classic works’” This phenomenon has been revealed in many aspects of his literary research，and it is even more seriou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Lu Xun and his work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ake Lu Xun' novel DVcrc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tex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writer'writing experience 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text. It is hoped to provide a bit of thought to reread andunderstand Lu Xun and his works today.

Key Words： Lu Xun； Divoe ；crclassical style of writing； thinking transitiothe soul; identity return

[责任编辑易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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