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是藏族形成与发展的直接源头

吐蕃是藏族形成与发展的

直接源头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吐蕃条说: “吐蕃是 7 至 9 世纪时建于中国青藏高原的古代藏族政权名。”《词源》解释: “吐蕃，我国古代藏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音转为土伯特。在今西藏地，系出西羌。”

这两种权威性工具书的一个相同点都认为吐蕃是一个政权名称，但是 《词源》的记述自身有矛盾，一方面认为吐蕃是一个政权名称，而另一方面却认为这个 “政权”出自 “西羌”，一个政权怎么能是出自 “西羌”呢? 对此，我们认为，吐蕃一词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民族名称，第二才是指由吐蕃民族建立的政权; 此外，在公元 7 至 9 世纪时中国还没有藏族，所以不能说是 “古代藏族政权”的名称。中国古代的吐蕃与今天的藏族有民族源流方面的内在关系。现代的藏族是以吐蕃为主体发展而来的，中国古代的吐蕃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今天的藏族，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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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吐蕃向现代藏族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多源合流的历史过程。

格勒先生认为: “我的意见，藏族总的来讲是一个多源的民族，所谓多源就是公元 6 至 7 世纪以前 ( 即藏族形成以前) ，藏族地区的原始居民成分具有不同的系统特点。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材料来看，至少可以区分出三大原始民族系统。……代表藏族先民文化的卡若文化、曲贡文化等，一方面具有地区性土著文化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黄河流域氐羌族系统的文化因素和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狩猎型的文化因素。同时，有些文化因素明显属于南方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的原始文化。因而我认为藏族无论在血统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是单一的。它的血统具有混合性特点。它的文化具有多重性特点”石硕先生认为 “将藏族族源确定为 ‘多源’而不是某个单一来源的认识，对于我们更为客观、准确理解藏族起源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和进步。”

从历史发展的动态角度来看，从古代吐蕃发展到现代的藏族，具体有两个方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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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关注，第一，历史上因为吐蕃的向东扩展融合了众多的民族群体，具有多源合流的特点; 第二，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民族识别过程中，一些与现代藏族有历史渊源、文化联系的族群又归并识别到藏族当中，最终有了今天的现代藏族，这也可以看作是多源合流。 一

关于藏族的形成与发展问题，或者说关于藏族的民族族源问题，长期以来流行的是以 《后汉书》“西羌传”为依据的 “西羌”说，后来又有藏族是西藏的本地民族群体与氐羌民族群体融合而成的说法，二者的分歧在于羌人是藏族的唯一民族来源，还仅仅是藏族的民族来源之一，对此费孝通认为“即使不把羌人作为藏族的主要来源，羌人在藏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是无可怀疑的。” 笔者认为吐蕃是藏族形成与发展的直接源头，所以有必要对汉文历史文献中的吐蕃进行必要的分析。

吐蕃自称 “博”或称 “博巴”，在汉文典籍中，历史上汉族史家认为今青藏高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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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为西羌，吐蕃就是由西羌中的发羌形成与发展而来的，《后汉书》说 “羌众折伤，种人瓦解，降者六千余，分徙汉阳、安定、陇西。迷唐遂弱，其种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 这里所说的发羌就被解释为吐蕃的先民，所以许多人都以这一段史料作为证据证明吐蕃就是西羌中的一部分，但是随着对吐蕃研究的深入，这种说法受到挑战。

尽管如此，这样的观点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十分巨大。羌人在先秦到两汉时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族群概念，是一个泛称，“并不代表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个 ‘民族’，而是代代存在于华夏心中的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对于羌人的分布，学术界基本都认为羌人的核心分布区在黄河上游的河湟地区，是吐蕃分布区的东部，因此吐蕃在形成时期包含有羌人的成分是可能的。

在汉晋时期的汉文文献中还没有出现吐蕃这个民族名称。吐蕃一词，最早见于唐人杜佑的 《通典》， 《通典》卷 196 “边防六·西戎二·吐蕃”说: “吐蕃在吐谷浑西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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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国之所由。或云: 秃发利鹿孤有子樊尼，其主傉檀为乞佛炽盘所灭，樊尼率余种依沮渠蒙逊，其后子孙西魏时为临松郡丞与主薄，皆得众心，因魏末中华扰乱，招抚群羌，日以强大，遂改姓为窣勃野，至今故其人号其主曰赞府，贵臣曰主薄。又或云: 始祖赞普自言天神所生，号鹘提勃悉野，因以为姓。” 对这一段文字，可以进行如下的分析: 第一，到唐代为止汉民族的历史学家对吐蕃的具体情况是不了解的，仅仅知道吐蕃是一个分布在吐谷浑西南的民族，其他还知道吐蕃的最高首领叫做 “赞府”( 即赞普的同音异写) 。

第二，对于吐蕃民族的政治首领的来源，杜佑没有确凿的证据，仅仅是对当时流传的两种说法进行了描述，所以杜佑使用的词语相当谨慎，用“或云” “又或云”，也就是 “听说” “又听说”，这样的语言表达从学理上讲是不足为据的。因此，关于吐蕃民族政治首领的来源就有了两种说法，一是吐蕃民族的政治首领鲜卑说，即 “秃发利鹿孤有子樊尼”，二是 “赞普自言天神所生”说，但是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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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并没有明确到底哪一种说法是准确的，于是杜佑给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留下了一个历史悬案。需要指出的是，在此以前的学者大都把这个问题作为吐蕃的民族族属问题进行研究，那是值得商榷的，根据文献的记载，仅仅是追述吐蕃上层政治首领的来源，而不是追述整个吐蕃民族的源流问题。

第三，吐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融合了大量的羌民族群体，由于 《通典》是第一部为吐蕃立传的著作，在时间上早于其他所有关于吐蕃的记载，所以 《通典》关于吐蕃的论述对后来的影响很大，几乎可以认为所有的汉文文献都是在 《通典》的基础之上有所增减，从唐代以来对于吐蕃的研究都受 《通典》观点左右，例如著名的 《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等权威文献，所以有必要对这几部著作进行比较研究。 后晋刘眴编撰的 《旧唐书·吐蕃传》说: “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为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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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后魏神瑞元年，傉檀为西秦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招集余众，以投沮渠蒙逊，蒙逊以为临松太守。及蒙逊灭，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遂改姓为窣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其后子孙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渐广。历周及隋，犹隔诸羌，未通于中国。” 在 《旧唐书·吐蕃传》中，对于吐蕃的认识是模糊的，首先，仍然是 《后汉书》的观点，认为吐蕃的分布区就是西羌的分布区，即 “本汉西羌之地也”; 其次，受《通典》的影响，仍然说不知道吐蕃的来源，即“其种落莫知所出也”，对吐蕃政治首领采用鲜卑说，认为吐蕃政治首领 “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是鲜卑的后裔，在黄河源头 “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再次，按照 《通典》的记载把 《通典》的 “因魏末中华扰乱，招抚群羌”内容改为“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由于吐蕃的上层政治首领在 “羌中建国”，所以众多的羌人归附了吐蕃上层首领，于是吐蕃民族在形成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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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当中显示了多源合流的历史特点。 总之，《旧唐书》对于吐蕃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吐蕃政治首领 “起源于鲜卑说”和 “诸羌归附吐蕃说”。当然也鲜明地指出有众多的羌人融入吐蕃，即 “群羌归之如市”。 宋人欧阳修编撰的 《新唐书·吐蕃传》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 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 与 《旧唐书·吐蕃传》相比较， 《新唐书·吐蕃传》没有了猜测性的话语，在观点上也有变化，是 “吐蕃起源于发羌说”，这是汉文历史文献中主流的观点，这很明显是受到 《后汉书·西羌传》的影响，或者说是接受了 《后汉书·西羌传》的观点，因此才说 “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因此，《新唐书》对于吐蕃的研究，除了民族源流的观点之外，比 《旧唐书》有了发展。与此同时，《新唐书·吐蕃传》也把 《旧唐书》中关于吐蕃与鲜卑有关的看法列举出来，“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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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为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 这句话大约是宋人欧阳修等人在撰写《新唐书》时可能是看到了什么文献记载，或者是把 《旧唐书》的观点也一并列出，供人们参考，可南凉秃发利鹿孤本属于鲜卑民族，与羌人有区别。 当然，历史学家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南凉建国的西平为今天的青海西宁一带，辖境为今天的甘肃西部和青海的一部分，南凉灭亡之后，其民众绝大部分融合到当地民族中，因此吐蕃应该是以青藏高原本地的原住民、羌人以及河、湟地区的相关民族为主体构成的，吐蕃在隋唐以前就已经大量融合了甘青高原的羌人，所以我们认为吐蕃从一开始形成的时候，就是一个多源合流的民族群体，这样的历史过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没有停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民族识别过程中，还有一些民族群体被识别为以吐蕃为主体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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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当中。因此当代藏族的发展是一个多源合流的历史过程，藏族是一个多源合流的民族。

《新唐书·吐蕃传》综合了 《通典》 《旧唐书》关于吐蕃历史的相关内容，呈现了 4 个信息: 第一，吐蕃是一个大的民族集团，内部还有诸多的分支或者说是族群，例如有发羌、唐旄等; 第二，吐蕃最初是居住在析支水的西部，后来渐渐扩展到河、湟、江、岷等中国几条著名大江大河的上游，从今天来看这些大江大河的上游都是海拔较高的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比较恶劣，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劣，所以要不断寻找生存发展的空间，于是向东发展成了吐蕃的主要选择; 第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吐蕃与汉民族除了民间的交流之外，吐蕃和中原汉族上层政治力量之间的交往还没有大规模进行; 第四，到了唐代，吐蕃当中的政治首领鹘提勃悉野开始向东部扩展，兼并了一些与吐蕃具有一定关系的羌人群体，成了分布在西部的一个强大民族群体，即吐蕃在向东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在吸收融合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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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王钦若等编撰的 《册府元龟》卷 956 “外臣部·种族”说: “吐蕃在吐谷浑之西，本西羌别种，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以秃发为国，音讹故曰吐蕃。利鹿孤初有子曰樊尼奔，沮渠蒙逊署临松郡丞，逊灭建国西土，改为勃悉野”，又 《册府元龟》卷 956 “外臣部·国邑二”又说: “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后魏神瑞初，南凉秃发樊尼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开地千里，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其后子孙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渐广。” 作为类书的《册府元龟》对吐蕃的记述基本上是把 《通典》《旧唐书》 《新唐书》当中的相关内容集中起来，没有多少 “创新”，例如在 《册府元龟》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唐高宗时吐蕃尽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巂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茲、疏勒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这一段文字就是从 《新唐书·吐蕃传》中直接引用。与《通典》《旧唐书》 《新唐书》不同的内容有两点，其一，把 《通典》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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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 《新唐书》当中的“或曰” “或云”全部去掉，变成了十分肯定的记载，于是作为历史上的一些悬案，一下子成了没有问题的定论。其二，对于吐蕃民族名称的由来有了一种新的解释，即 “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但是这个说法没有得到古代历史学家的充分肯定，当代学者也没有广泛采纳。 二

《通典》 《旧唐书》 《新唐书》中都提到吐蕃“抚有群羌”，对这些记载可以认为是吐蕃与同区域内的民族发生着紧密的联系，融合了众多的羌系族群，使吐蕃自身也得到了较快发展。重大的事件有吐蕃在龙朔三年 ( 663 年) 灭了吐谷浑政权，这当中有众多的吐谷浑民众融入吐蕃，党项羌、白兰羌也有许多融入吐蕃。 拓拔赤辞部融入吐蕃。《新唐书·西域传》记载说拓拔赤辞部由于地与吐蕃相接，在吐蕃强大起来之后向东扩展，被吐蕃兼并，渐渐融入吐蕃，当时的情况是 “赤辞知宗族携沮，稍欲自归，岷州都督刘师立复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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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即与思头俱内属。以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擢赤辞西戎州都督，赐氏李，贡职遂不绝。于是自河首积石山而东，皆为中国地。后吐蕃浸盛，拓拔畏逼，请内徙，始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地乃入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 这是吐蕃在向东扩展的过程中，吐蕃攻击拓拔赤辞部，最后拓拔赤辞部的上层首领进入唐朝的统治区，而其境内的民众则融入吐蕃。

白兰羌等融入吐蕃。随着吐蕃的强大，分布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甘、青连接地区的白兰羌为吐蕃所驱使，最终融入吐蕃。白狗羌主要分布在今川西北，地与吐蕃接，亦在历史的发展中融于吐蕃。羊同羌主要分布今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与吐蕃虽然有一定的差别，但关系颇为接近。公元 649 年，羊同羌被吐蕃所灭，最终融入吐蕃之中。总之，唐以后吐蕃周边的许多羌人融入吐蕃，人口逐渐减少，分布区缩小，所剩下的羌人大多分布在茂州和威州所属各羁縻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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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吐谷浑融入吐蕃。唐高宗年间 ( 650 ～683 年) ，吐谷浑与吐蕃相互间发生战争，吐谷浑败走凉州，吐蕃遂有其地。公元 666 年，唐朝封诺曷钵为青海国王。公元 670 年，唐王朝派薛仁贵、阿史那道真等率兵往救吐谷浑，但被吐蕃打败，于是吐谷浑地为吐蕃攻占，诺曷钵内属，“诺曷钵以吐蕃盛，势不抗，二鄯州地狭，又徙灵州，帝为置安乐州，即拜刺史，欲其安且乐云。” 从此吐谷浑的土地全部被吐蕃占领，吐谷浑建立的政权最终灭亡，但作为一个民族，大部分人仍留居旧地，后来大多融入吐蕃。没有内迁的吐谷浑仍留在青海，最终融合到吐蕃之中，成为今天藏族的先民之一。 苏毗羌融入吐蕃。苏毗羌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国羌，因 “以女为王”，故又称为 “女国”，又因为 “王姓苏毗”，史称苏毗羌。苏毗羌的分布地在今西藏拉萨河以北往东抵青海省西部一带。在历史的发展中有相当数量的苏毗羌融合到吐蕃人当中，“苏毗，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东与多弥接，西距鹘莽硖，户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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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弥羌融入吐蕃。“多弥，亦西羌族，役属吐蕃，号难磨。滨犁牛河，土多黄金。贞观六年( 632 年) ，遣使者朝贡，赐遣之。” 犁牛河即金沙江上游流经四川甘孜与西藏和青海玉树相连接地的通天河，多弥羌就分布在这一地区，后来吐蕃势力扩展后，多弥羌为吐蕃统治，终融于吐蕃人之中。在 《新唐书·西域传》当中，多弥羌从原来依附于附国、臣服于吐谷浑，最后被吐蕃控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渐渐与吐蕃发生融合，最后成为吐蕃的一个组成部分。据历史文献记载，多弥羌在贞观年间还向唐朝朝贡，是一个中国西部的民族实体，但是在被吐蕃控制以后，渐渐从汉民族的历史文献中消失。赵心愚认为 “对于吐蕃来讲，多弥羌的融合则同苏毗、吐谷浑等的融入一样，在其内部增加了一些新的氏族或家族集团的名称。因此，从藏文史籍所记吐蕃时代的一些氏族和家族集团名称中，可以发现融入特别的多弥人的线索。多弥部落与其他被征服的羌人部落一样，后来都成为藏族先民的一部分。” 在 《新唐书》中我们还发现许多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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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和吐蕃的战争中留在吐蕃境内的汉族，这些汉族在多年以后唐朝的使者看到他们的时候，除了在祭祀等场合把象征汉族的服饰拿出来展示之外，已经渐渐和吐蕃发生融合，这也是汉族融入吐蕃的例证，具体有以下几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吐蕃进攻盐州，攻陷麟州，杀死刺史郭锋，掠党项诸部，屯横槽烽。而这支吐蕃部队的大将徐舍人就是汉族，他当时对俘道人延素说: “我乃司空英公裔孙也。武后时，家祖以兵尊王室不克，子孙奔播绝域，今三世矣。我虽握兵，心未尝忘归也，顾不能自拔耳。”

第二，唐朝的沙州刺史周鼎在固守沙洲时，吐蕃赞普徙帐南山，派遣尚绮心儿进攻沙洲。周鼎请求政府派回鹘军队相救，但是逾年不至，周鼎提议焚烧城郭之后，逃回唐朝的内地，这个提议没有得到通过，因此周鼎派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就在这个时候阎朝借与周鼎入谒辞行的机会，“执鼎而缢杀之，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朝喜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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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 ‘苟毋徙佗境，请以城降。’绮心儿许诺，于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赞普以绮心儿代守。后疑朝谋变，置毒鞾中而死。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

这些汉族民众虽然在一定的时间内会保持 “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的文化传统，但是当与吐蕃共同生活几代、几十代之后，融入吐蕃，成为吐蕃的一份子是可以肯定的。

第三，唐穆宗时，唐朝派遣元鼎到吐蕃盟誓，元鼎在途中发现有许多因为战争留在吐蕃境内的汉族士兵，“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 ‘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 兵何日来?’言己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 这些已经在吐蕃境内生活了几代人的汉族，他们的民族性记忆，仅仅是 “未忍忘唐服”，把一个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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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汉族的文化符号———服饰作为唯一的标志，这些人后来也渐渐融入吐蕃。 三

到了现代，以吐蕃为主体发展而来的藏族仍然在发生着民族融合，美国学者洛克在他的 《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指出: “住在察卡洛地区及周围的纳西人称为姜波，意为藏式纳西人，据戈里神父说再北面还有藏式纳西人。” 这些藏式的纳西人实际上就是已经藏族化的纳西族，显然这里的藏族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融入了许多纳西族，1948年刊行的 《德钦设治局社会调查报告》说 “目前在藏区中会说么些话的人，我们相信是藏人与么些两宗族的混血后裔。”

许多人在心理上已经藏族化，认为自己就是藏族，这是操纳木依语的纳西族融入藏族的例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民族识别过程中，还有许多族群被识别归并为藏族，于是使从吐蕃向藏族发展多源合流的历史过程向当代延伸。

第一，与羌人有民族源流关系的民族群体被识别归并到藏族的情况。例如四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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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中就有一些讲嘉戎语、木雅语、扎巴语的群体，他们的民族身份是藏族，但是他们使用的语言却与藏族的卫藏方言、康巴方言、安多方言不同，他们语言的语音、语法结构多数接近羌语支，或者是介乎于藏语支与羌语支之间，从对这些语言差异的分析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民族融合的历史痕迹，由此可以知道古代氐羌民族是今天藏族的一支，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几种特殊语言大多数都保存在大渡河及其支流，即北起大小金川，南至石棉、汉源的大渡河东折处，这些地方恰恰是吐蕃与唐朝拉锯战争时期相互争夺的地区，但是贞元以后这些地区皆被吐蕃占领，原来住在这里的羌民族群体逐渐接受了吐蕃文化、政治治理，渐渐与吐蕃发生融合，但是其语言却仍然没有发生改变的变化。 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民族识别过程中，才把这些族群识别为藏族。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袁晓文研究员介绍说，他自己老家的民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被称为 “西番”，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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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立之后的民族识别过程中识别为藏族，而他们使用的语言却属于羌语支，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 “西番”已经产生了藏族认同，成为现代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又是现代藏族的多源合流的一个例子。

第二，白马藏族的民族识别。1950 年 6 月 23 日至 7 月 1 日，在四川省南充市召开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平武地区的白马番、木瓜番 ( 今天被识别为虎牙藏族) 、白草番( 今天被识别为色尔藏族) 出席了会议，当时人们就发现白马番、木瓜番、白草番三者之间有差别，而白马番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民族，于是在政治任务很重的情况之下将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的 “龙安三番”暂时定为藏族，而且在 1951 年把平武也定为平武藏族自治委员会。而 1954 年达赖喇嘛路经成都的时候，西南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都去拜见达赖喇嘛，但是白马藏族学生因为自古以来没有拜见达赖喇嘛献哈达的文化传统，而是按照自己的老规矩没有去拜见。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这些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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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已经渐渐没有太多的异议。

第三，其他被识别归并为藏族的民族群体。在藏彝走廊中操尔苏语、嘉戎语、木雅语、纳木依语的族群，有许多被识别归并为藏族的情况，例如操尔苏语的族群就认为自己与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有区别，他们在历史上被称为 “西番”，但是现在被识别为藏族。又例如还有分布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说嘉戎语的藏族、说羌语的藏族，有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说普米语的藏族、说纳木依语的藏族等等。所有这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通过民族识别成为藏族的族群，都为现代藏族的发展增加了新的民族内涵，说明从吐蕃到藏族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多源合流的历史过程。 标签: 上一篇：戎族特征及其称谓涵义研究的争议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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