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１年８月 社会科学家 Ａｕｇ．＇２Ｏ１１ （第８期，总第１７２期）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皿ＮＴＩＳＴ （Ｎｏ．８，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１７２） 【管理学与企业发展】 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再解构 ——由三个角度观照 胡志平 （华东大学政治理论部，上海２０１６２０） 摘要：通过构建一个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宏观＋中观＋微观”的三个角度观照的分析框架，研究 发现内生于行为的三种政治经济偏向：宏观指针的城市偏向、中观职能的“重经济轻服务”偏向和微观主体的弱 约束偏向，是产生目前农村公共服务的三种非均等，即城乡非均等、总量非均等和结构非均等的内在逻辑，因而扭转目 前的三种偏向，建构一种新的“三观”平衡发展机制是农村公共服务从非均等走向均等的必要措施。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解构；偏向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６；Ｃ９１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 １）０８—００７３－０５ 城乡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学界已进行了较为深 重逐步下降的事实表明不是如此的。同样依据财政能 人的阐述，形成了主流的财政学分析框架，但事实上， 力决定公共服务水平的原理具体到农村，即农村公共 农村公共服务不仅与城市间存在不均等，而且农村内 服务水平取决于基层的供给能力，由于基层 部以及供求的总量与结构都存在不均等，财政学分析 的供给能力很弱，一般都认为存在财政困难，是一种 框架难以完全的解释这三种非均等现象，本文尝试构 “吃饭财政”，根本无力进行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由此 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对农村公共服务的三种非均等 分析基层财政困难的成因就是说明农村公共服务非均 进行分析，以期提供较为客观的建议。 衡的原因。对此，有许多学者都赞同是我国１９９４年以 来的分税制的改革实施。然而实际上基层财政困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学框 难不仅仅有其经济上的原因还有其政治上、上的 架：分析与反思 考量。赵福军等（２００７）研究认为财政内生于 和行为。为了地方的行为， 必须借助于财政集中一部分财力。特别是在我国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是一个财政问题的主要观点 现行的地方监督下，只能由和上级 就是财政压力说，即基层（县乡）的财力与其 决定财政。为了确保下级行为， 事权不匹配，导致了农村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供给。 、上级必然要集中财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上 其逻辑是正确的吗？依据经济学原理，经济发展水平 级可能将事权下移、把支出责任往下推，而把财力 是公共服务水平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公共服务供给的 往上移，这是导致我国县乡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水平就取决于国家财政能力，国家财政能力增加了， 更重要的是经济分权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 公共服务水平就应该提高，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的。 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实现集权制，在政治上是集 因为就国家财政能力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 权，因此这种模式被称为“中国模式”——财政分 政收人呈现出较大幅度的增长。１９７９年我国的财政收 权与政治集权。没有政治集权，只有单一的财政分权或 入为１１４６．３８亿元，２００９年我国财政收入已达到 者财政分权与政治分权结合，恐怕也不会造成今天的 ６８４７７亿元，是１９７８年的７倍，因此国家有能力提高 基层财政困难，因此是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相结 农村公共服务的水平，但是从国家财政支农支出的比 合造成的矛盾，才导致了县乡级基层的事权、财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７—１Ｏ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代中国公共意识及其生长道路研究”，项目编号：１０ＹＪＣ７１０００４ 作者简介：胡志平（１９７９一），华东大学政治理论部讲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公共经济理论与实践。 ７３ 权、财力之间的不匹配，形成了当前的基层财政困 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因而要深入探讨中国 难。另外，我国一直实施的“重城轻乡”、“重工抑农”的 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的政治经济逻辑，进而才 非均衡发展战略历史，国家从农业抽取了大量的剩余， 能够开出药方，为实现均等化供给提供理论支 严重影响了农业的自身积累和发展，而基层又主 撑。同时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问题不仅仅 要依靠农业的发展，这也是基层财政困难的制度 是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提供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且还 性根源之一。因而，基层财政困难产生的原因并不 包括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满足不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是当前的主流观念——分税制财政产生的，而是 所需要的总量不足，以及农村公共服务在提供过 具有很强的政治背景，是与控制地方政 程中提供了一些农民当前不需要的超前消费服务产 府行为（分税制产生的一个重大政治考量），由此基层 品，即结构不均等，所以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 财政困难导致基层供给能力不足，也就不是 供给存在三种基本类型：城乡非均等化供给、总量非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非均等化的真正原因。只不过 均等化供给和结构非均等化供给。那么为何中国农村 基层困难或者基层供给能力的问题虽然不是 决定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却是引 发问题的一个导火线。特别基层即使再困难，没有 供给能力，但是还是修建了体现其政绩的“形 象工程”，导致公共服务供给过剩现象的发生，形成了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的结构失衡；还有基层使用了 许多资源在招商引资活动上，而并不是用于农村公共 服务的供给上，也就是说基层即使有能力也不会 把主要资源用于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所以，并不是 基层财政困难没有供给能力而产生中国农村公共 服务非均衡供给。还有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的农村公共 服务的结构非均衡的原因在于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的 决策机制和农民的偏好表达机制存在偏差，但实际上 没有问为何会有这样的机制存在？其实与市场的 边界问题，仅仅是涉及到了微观政治经济逻辑方面，政 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的根源在于是需要积极参与 经济建设还是需要更多的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服 务，而这又恰恰是宏观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来决定的， 因而仅仅谈论提供机制问题，即与市场如何分工， 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宏观方面进一步考察与探究。 管永昊、贺依琦（２０１０）也认为当前学界把非均等 或不均等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政绩考核制度、支出 偏好与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事权与财权的不合理配 置、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较差，没有抓住根本 原因。他们认为是在于公民享受公共服务中对个人收 人分配的制度附着以及地方职能的“同质性”闭。 两位学者把财政问题推进了一步，探讨了财政问题如 何传导到公共服务的非均等的实际结果上的机制；但 是为何地方职能会存在“同质性”问题？为何公民 享受公共服务是通过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这一个机制 呢？即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存在更为深刻的政治经 济问题，而这就不仅仅是财政问题了。 二、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的 “三观”偏向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不仅仅是财政问题， ７４ 公共服务会同时存在三种非均等化供给的状况呢？在 于其深刻的政治经济逻辑（见图１）。本文从三个层次 （宏观、中观和微观）来探寻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 化的政治经济逻辑，尝试构建一个中国农村公共服务 供给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宏观因素是决 定一国的发展战略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政治 合法性问题，中观因素就是在经济发展战略前提下的 职能问题，即围绕经济发展的目标来安排的 活动，自然包括其财政收支活动，微观因素是如何激 励与约束这个提供主体进行活动，就是寻找激励 与约束的机制来影响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 与结构。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的政治经济逻辑 可 薹幢 ． 图１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的政治经济逻辑机理 １．宏观指针偏向：绩效合法型下的城市偏向 政治合法性如何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呢？马克思主 义认为周家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两项职能，社会 管理职能是政治统治职能的前提和基础。国家的社会 职能包括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和为社会提供公品 与服务，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具有服务性。“一切政治 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 “国家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 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 时才能持续下去。”Ｉ３ｌ这说明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职能才是国家得以客观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能否为 广大群众提供公共服务关系到政权能否继续存在下 去，关系到老百姓是否继续支持政权和认同政权的一 系列的行为，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 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这种城乡差距写 要基础。刘鹏（２０ｏ６）也指出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建设 照充分说明了城乡公共服务非均等供给。 有两种发展路径：福利政治与权利政治。他以农村合 ２．中观职能偏向：职能的“重经济轻服务”偏向 作医疗为例，指出党和倾向于通过建立福利政 由于处于绩效合法型的状态或者处于绩效合法 治、重建公品供给机制的方式来达到扩大政治合 型向现代民主型转变的过程中，加上中国特殊的国情 法性来源的目的［４１。这进一步说明，现代国家建构的一 “一穷二白”的状态，特别是说过，贫穷不是社 个重要内容就是为人民提供满意的公共服务，能否提 会主义，还有那句经典话语“发展是硬道理”，这都表 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关系到执政党政 明了中国的职能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根 权的稳固，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所以，政治合法 本上改变中国的贫困状态，自然的结果就是的财 性是公共服务的宏观背景。同时，政治合法性按照其 政活动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提高经济增长，如何筹集到 基础来源可以分为：传统型、绩效型和现代型基本三 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财政投入问题等，产生了职能 种，三种类型之间存在依次递进的关系。近代以来，中 的“重经济轻服务”倾向，自然财政花在经济建设等投 国需要实现国家、民族富强的历史任务，特别是 资方面的支出比重较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合法性基础是绩效合法型， 显示，就国家财政支出方向来看，经济建设支出比例 由此决定了中国的工作重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 最高，１９７８年占６４．１％，到２００６年还占２６．６％，是国 心”，同时，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公共服务 家财政中最主要的支出。而与经济建设相关的行政管 也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推向市场，导致公共服务 理、公检法司支出也较高，但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 供给“缺位”，特别是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 会保障等支出却偏低。１９７８年社会文教费占财政支出 长期的，而不是一种短期的绩效关系，由此，在快 比重才１３．１％，与经济建设支出差距甚大。即使到了 速推进经济增长的时效框架下，其结果也是公共 ２００６年也只占２６．８％，与经济建设支出相差不大。这 服务供给“缺位”——总量不足。 充分表明我国的是经济建设型，公共服务投 具体到城乡公共服务问题上，在绩效合法型的合 人不足。 法性基础的宏观背景下，城乡之间关系是一种城市偏 进一步以基本公共服务中的教育服务、医疗卫生 向的关系。城市偏向战略也有学者认为是利益博弈的 服务为例。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一直不高，甚至出 结果（蔡防、杨涛，２０００ｔ￣；楚成亚、刘样军，２ｏ０２［ｑ），即 现过下降的情况。根据历年的教育经费统计公报显 城乡两大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下，城市利益群体的利 示，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连续五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益表达能力及影响能力要强于农村利益群体，导 ＧＤＰ比重下降，而国家规定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 致城乡之间存在城市偏向的结果产生。但是，从政治 占ＧＤＰ比重４％的目标在１９９３年颁布的《中 经济学角度来说，是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即如何才能 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首次被提出，当时提出实 够巩固新生政权，获得民众的认可与支持的问题才是 现目标的时间为２０００年，但是直到２００９年，这一目 关键的，而当时建国之后及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合法 标仍然未能达成。根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 性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问题，即邓 发布的报告，２００９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 小平所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最能 例为３．５９％，仍未达到４％的比例，导致公共教育服务 够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呢？当然是工业化战略。在中国 支出依然存在不足。医疗卫生服务方面，２０１０年中国 经济条件不具备的前提下实现工业的赶超发展战略， 统计年鉴显示，卫生支出比重一直不高，“缺位” 只能够是城市偏向。城市偏向是政治合法型与利 严重，卫生支出比重从１９８２年的３８．８６％一直下 益博弈的双重结果。在城市偏向的背景下，公共服务 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５．４７％，２００１年后开始缓慢回升，而 供给自然也是城市偏向，即财力主要提供城市的 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一直比较高，大大超过５０％的比 公共服务，而农村的公共服务主要由农村居民自筹解 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０．４３％上升到２００１年的５９．９７％， 决。众所周知，农村、农民财力与城市相对而言无论绝 ２００２年后逐步下降，但是到２００８年比重依然高达 对还是相对来说都是存在较大差距的，结果逐步形成 ４０．４２％，仍然是支出比重的最大承担者，这与发达国 了城乡公共服务的非均等供给状况。以医疗卫生服务 家，甚至发展中国家有相当的距离，其结果自然是人 为例，据２００８年的中国卫生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７年城 民群众的看病就医问题突出，成为社会发展过程的重 市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６９９．１元，而农村的人均医 要矛盾之一，有时被戏称为“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 疗保健支出为２１０．２元，城市是农村的３．３倍，城乡医 和住房）之一。 疗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医疗卫 因此，从基本公共服务的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看， 生服务方面，在人均义务教育费用方面、享受社会保 支出不足，导致“上学难、看病难”等一系列社会 障方面等基本公共服务都存在较大差距，因而“中国 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市场化思维”指引下，基本公共 ７５ 服务推向市场，公共服务价格高涨，民生问题突出。在 ７６．３８万所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０．４９万所。而“硬”公共 整个大背景下，具体到农村，自然基层的职能也 服务在大力投资下，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是“重经济轻服务”的偏向。在县乡基层的职能方 ２８０６７万千瓦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７６８７８．６万千瓦；农村 面，已有研究揭示了大量的工作重心是“招商引 用电量由１９８９年的７９０．５亿千瓦时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 资”活动而非提供农村公共服务活动，国外学者把这 ５７１３．２亿千瓦时；有效灌溉面积由１９８９年的４４９１７．２ 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基层行为称为“法团主义”。自 千公顷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５８４７１．７千公顷；乡村办水电 然在推动经济增长的环境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 站个数在１９８９年至２００７年间呈现下降趋势，表明了 被基层要么“推卸责任一推向市场”，要么借口 农村小型水利水电建设的薄弱，但是２００７年由２７６６４ “基层财力困难一不提供”，其结果就是农村公共服务 个猛增到２００８年的４４４３３个，也说明了在“硬” 供给不足，即总量不足—— ＃均等供给。 公共服务的大力投资下的迅速增长的情况。 ３．微观主体偏向：行为主体的强激励与弱约束偏向 因此，正是宏观上城市偏向战略导致了城乡非均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３０年的高速增长的逻辑，许 多学者认为是“做对激励”，而不是“做对价格”，对微 观经济行为主体之一的地方来说“做对激励”就 是以ＧＤＰ增长和税收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 被学者称为晋升锦标赛机制（周黎安，２００７）网。张军 （２ｏ０７）等就发现中国地方对公共服务的“硬件” 具有很强的激励嘲，因为这些公共服务能够快速显示 政绩和提升经济增长指标，进而说明了中国为何具有 良好的基础设施。由于经济行为主体对经济增长追求 的强激励——经济增长的“硬”公共服务，基层加 以充分重视与提供；而地方层级之间存在的共谋 现象唧（周雪光，２００８）；倪星、杨君（２０１１）Ｅ，ｏＶ￣得对公共 服务提供，特别是“软”公共服务提供的约束弱化，产 生了激励的另一面——“软”公共服务的弱约束，形成 了另一种非均等化供给：结构非均等供给。结构非均 等已有研究根据基层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得出的结论，其实基层的多任务委托代理行为是 因为多种任务的激励与约束不同，强激励与弱约束的 任务在一起，结果自然是强激励的任务完成，而弱约 束的任务不能够完成。因而结构非均等在于基层 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显示其政绩的公共服务给予了 更多的“给力”，而不能够显示其政绩，特别是在其任 期内无法显示政绩的公共服务就更少的“给力”。所 以，对于政绩类的“硬”农村公共服务如农村公路、农 村水利等服务基层会优先提供，而对于非政绩类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软”农村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医 疗卫生农村科技和社会保障服务却因为财政困难等 缘由加以推卸，而正是农村居民最需要的公共服务， 结构自然是供求双方之间不一致，产生结构性非均等 供给格局。现实的农村“软”“硬”公共服务供给情况也 证明了此现象的存在。根据历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数据显示，农村的乡镇卫生院数量、中小学数量、乡村 办水电站数量、乡镇文化站数量等体现农村教育、文 化、卫生等“软”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下降，乡镇文化站 数量由１９８９年的４９３４９个下降到２００８年的３３３６７ 个、乡镇卫生院数量由１９８９年的４７５２３所下降到 ２０ｏ８年的３９０８０所、农村中小学数量也由１９８９年的 ７６ 等供给，中观上职能的“重经济轻服务”导致的总 量非均等以及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强激励与弱约束 并存产生了公共服务的结构非均等供给状况，由此， 要改变中国农村公共服务的非均等状况，实现均等化 供给必须重构其“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逻辑。 三、“宏观＋中观＋微观＂的平衡发 展机制建构 从上文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 供给战略需要中国的宏观、中观与微观三者的政治经 济逻辑偏向转变才能够实现，因而就需要重构“三观” 的政治经济逻辑偏向体系，实现从非均等转向均等化 供给。 １．宏观建构：政治合法型基础转型与城乡平衡发 展转变 绩效合法型政治存在一系列缺点，特别在经济增 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要实 现政治合法性基础来源从绩效：单纯经济增长转向经 济社会平衡发展，即发展成果惠及民生成为政治合法 性基础的新来源。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重点和关键点 之一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首先，政治合法性基 础来源的创新，就是发展理念的创新：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战略与城乡关系结合，就是城乡公共服务均 等化战略。其次，发展路径的创新：以公共服务作为拉 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城市偏向型增长转变到城乡 一体化型增长，即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单纯的要素投 入转变到依靠公共服务提升要素效率的路径上来，进 而在城乡发展关系上，从城市偏向的不平衡增长转变 到走城乡一体化的平衡增长路径上来。最后，发展的 制度创新。宏观上的制度的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因 而归结一点就是作为制度供给者：国家和，要在 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相关的制度上进行创新与突 破。长期以来城乡之间存在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 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３．微观建构：激励扭曲向激励与约束机制平衡发 的路径更是需要实行联动的方法来实现突破性进展， 展转变 赢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与期待。 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基层是根据激励与 ２．中观建构：职能向经济社会平衡发展转变 约束的条件进行理性决策的，因而改变其决策的约束 绩效合法型向现代民主型转变就是要 条件，将改变其决策和行动，这就是要重构其激励与 改变的职能，从经济建设到经济社会平衡发展， 约束机制。首先，政绩考核机制内容的转变，改变重激 实现平衡增长。首先，职能的改变要以科学发展 励轻约束的偏向，要平衡激励与约束机制内容，或者 观为指导，构建服务型。服务型就是要求政 更加注重约束机制的建构，从单纯依靠经济增长的考 府的职能主要以提供市场不能够或者市场提供成本 核转向按照科学发展观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把 太高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品），实现与市场的 公共服务的对象一—公众对施政的满意度 有效分工合作，确定的行为边界，逐步退出应该 放入的考核内容，而且提升其比重或者权重，打 逆向安排，现在需要实现制度的正常安排，制度改革 让市场发挥作用的经济竞争领域，从建设国家走向管 破基层之间的利益共谋现象。其次，公共服务供 理国家，从生产国家走向福利国家的轨迹迈进，农村 给的决策与反馈机制的转型与升级：问责制的转型。 基层的工作重心从“招商引资”转移到提供公共 当前虽然有问责制，但是主要是内部而没有外部 服务上来。其次，职能的转变需要财政转型 压力，导致其问责流于形式，约束弱化，因而要进一步 的搭配，即构建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建设 提升问责制，以农村居民的公共选择机制和利益表达 需要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及财政管 机制为突破口，增强对基层行为主体的行为约 理方面进行相应调整。当前在农村基层财政就是 束，主要就公共服务提供进行农民的利益表达与公共 要完善省级以下之间的财政管理，逐步加大 选择，使得公共服务的供求结构趋于均衡，而非是领 转移支付力度，扭转城市偏向的财政支出结构，实现 导意愿，导致与公众需求相脱节的结构非均衡化，这 事权与财力的相匹配。最后，支出结构的转变：支 样改变公共服务供给的决策机制，同时对民众的需求 出重心从经济建设转向经济社会平衡发展，重点就是 意愿进行反馈考核，进行问责，形成良性互动的约束 民生领域，由于当前公共服务供求矛盾比较突出，在 机制。最后，按照公共服务的生产与提供分开的理论， 中国农村更加突出，因而支出的结构要以民生为重 构建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多中心治理”提供模式。 心，使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民生的得到落 结构非均等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垄断公共服务的 实，农村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中的 “单一中心治理”模式提供，没有区分提供与生产，市 养老保障等需要加大支出的力度，改善农村居民的消 场、私人部门和社会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程度较 费环境与预期，为宏观经济平衡发展提供坚实的基 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提供绩效不如人意；因而 础。同时，这同样需要行政管理改革的配合，农村 要形成新的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模式，充分发 基层部门需要进行改革，按照大部门制改革方向 挥市场及社会第三部门的作用，让基层主要在于 进行整合，建立以提供公共服务为职能为行政管 管理责任，明确其责任，提高其供给绩效。 理改革的方向。 参考文献： ［１】 赵福军，王逸辉．行为、财政变迁方式与中国县乡 ［６】 楚成亚，刘样军．当代中国城市偏向的政治根源卟当 财政困难口】．江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１）：２１—２３． 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２００２，（４）：７５—８１． ［２】 管永昊，贺依琦．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均等的成因与传导 周黎安．中国地方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町．经济研 机制研究［Ａ】．中南财经大学财税研究所，湖北财政与 究。２００７。（７）：３６－５０． 发展研究中心．财政经济评－？ｂ（２０１０年上卷）【ｃ】．北京：经济 ［８】 张军．中国为什么拥有‘Ｔ良好的基础设施？卟经济研究，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９１－１００． ２００７，（３）：４－１９． ［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５２３． ［９】 周雪光．基层间的“共谋现象”——个行为的制度 ［４】 刘鹏．合作医疗与政治合法性——项卫生政治学的实证 逻辑Ⅱ】．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８，（６）：１－２１． 研究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ｊ，２００６。（３）：２４—３１． ［１ｏ１倪星，杨君．经济奇迹、转型困境与地方纵向共谋叫．武 【５】 蔡防，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卟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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